踏遍青山人未老系列文章

日期 : 2017-08-14             单位 : 国家林业局老干部局第一支部

踏遍青山人未老系列文章

——森调工作珍贵记忆


踏遍青山人未老系列文章
——森调工作珍贵记忆之一

    理想信念,是每个人的立身资本、努力方向、奋斗目标。学林业、干林业是我的理想信念。我的林业工作是从森林调查规划设计开始。林业部第一任部长梁希说:“林业调查设计工作者,是林业的开路先锋,也可以说是林业的‘开山祖师’他们上登千仞峰,下临万丈渊,享有大自然快乐,也受尽大自然的挫折……”我从事林业调查工作20年,深深地认识到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也更体验到森林调查员的苦与乐。
 


1972年第六小队 兴隆外业 窦伦淮,孙超,毕庶嵩等15人

 
    (一)森林调查员“三不怕精神”
    从梁希部长给林业调查设计工作的定位,可以看出作一名合格的森林调查员必须要有“三不怕精神”。一是不怕山高天险,二是不怕酷暑严寒,三是不怕林密路远。森林调查员必须具备这种艰苦奋斗精神。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林业部森林综合调查大队。任务是面向全国各大林区:大小兴安岭、长白山、张广才岭、老爷岭、神农架、天山、阿尔泰山以及青藏高原,各大江河源头等东北、西南、西北和南方四大林区。1964年中央决定开发建设大兴安岭林区,林业部森林综合调查大队,在青山一顶,脚踏雪原的情况下,过完春节就出发了,开进了大兴安岭林区,基本是无人区,交通十分困难。积雪一般都是30-40cm。进入调查地点的运输工具:汽车—拖拉机—爬犁—马匹(或四不像)—人背。这是外业调查的运输程序,几十吨的外业物资帐篷、仪器、主副食、炊具、生活物资等都要在解冻前运输完。环境艰苦、任务繁重。
    20世纪六十年代,国民经济困难,物资供应紧缺,森林调查队的装备很差,每人一件棉袄、一顶兔皮帽子、一套工作服、两双胶鞋……。在野外调查时,面对森林密布,灌木丛生的原始林“没有阳关道,只有独木桥”。遇山过山,遇河过河,没有近路可走。要遇见野生动物走的小路,那还算幸运。有人开玩笑说:“调查员吃人饭,不走人道”。就这样每天要走几十里路。整个外业期间,更为艰苦的是,工组或小队转移两三次驻地(或营地)。男队员一般背60-100斤,女队员也要背40-50斤,东北林区林内倒木和沼泽地很多,即使是空手走路,也常常前俯后仰的摔跤,身背行装的森林调查队员们,做“前滚翻”和“后滚翻”也是常有的事。在酷暑炎热的夏季,林区还有草爬子、瞎猛(牛虻)、蚊子和小咬“四虫帮”的轮流袭击,使人昼夜不得安宁。西南和南方林区,山高坡陡海拔高,爬山更是汗流浃背,气喘吁吁。调查员们,每年的野外调查五六个月,每天在林海里穿行几十里路,到任务完成时,装备破烂,棉袄露出棉花,衣着褴褛,泥土满身。有人形容说:“远看像些讨饭的,近看是一伙烧炭的,到眼前一问是森林调查员下山的”。森林调查员的生活条件也很艰苦,面粉、食油、肉制品定量供应,咸菜、干菜、罐头都是有限的,野外调查时,饿了啃几口馒头,渴了吃几把雪或几块冰。至于文化生活就更谈不上了,半年野外工作,几乎是与世隔绝,没有电话、没有通讯、没有书信和报刊,几乎与社会失去联系。在艰苦的环境里大家的目标就是完成任务,为林业建设工作作出贡献,调查员们相互鼓励,有人编了一句顺口溜:“调查员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调查员累不累,学习革命老前辈”。
 


1972年 第四小队 田荣昌等16人

 
    (二)森林调查最怕的三件事
    野外森林调查,最怕的有三件事:一是怕迷山丢人,二是怕猛兽毒蛇,三是怕生疾病。这三件事都关系到调查员的生命。所以每年进山之前的安全教育,把这“三怕”作为安全的重中之重予以强调。特别是对新调查员和临时工人尤为重要。1972年大兴安岭库伦斯森林资源调查,发生一起迷山丢人事件。第四小队5月19日向外业森林调查兴隆总部报告,袁雪俊调查员和两名工人,外业调查迷山,至下午4时未归。接到通知后,我和小孟(鄂族)由总部乘汽车把人和马匹送到十四站林场。听了小队长田荣昌汇报后,当晚9时,由得胜钩进山,林密山高,坡度变化大,5月的兴安之夜一片漆黑。只能靠手电筒,沿着小河边野生动物走的时隐时现的小路穿行。每走十多里路,我们就对着天空连续打三枪,一是为了把前方的野生动物惊跑,以免挡住我们前行的路,二是让丢失的三个人知道有人来了。就这样我们走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晨到达四小队的营地,听了三个人失踪的情况介绍后,我们研究分四个小组由失踪地点兵分四路,开始上山找人,我和小孟因为有马速度快,分工向营地相反的方向去找,翻过一个山崖,从另外一条沟下去,我们边走边喊口号,每走十多里就鸣枪一两次,直道下午5时,小孟看到远处的森林里有烟火,走近一看果然是他们三人。真是太激动了,他们忘记了饥饿,严寒湿冷,紧紧地和我们拥抱在一起,欢呼、跳跃。当我们静下来时,只见他们身上衣服都湿了,两天一夜没有吃一点东西,满身泥土的惨状,实在是让人太难过了。可是他们的测树仪还在身上背着,卡尺、测绳都还在,我说这些东西怎么还带着呢?轻装会走的快点。调查员袁雪俊说:“这是我们的武器,再累也不能丢啊!”这就是森林调查队员的爱岗敬业精神。
 


1974年7月 朱俊凤、老关 外业巡查

 
    森林调查员野外调查时,必须身上要带火柴、打火机,迷山时可以点火取暖,同时防野兽侵袭,也能引导人们去营救。二是调查员进山要大喊惊跑动物,手中要有棍子“打草惊蛇”,要带好地形图、指南针等,时刻清醒的知道自己在什么位置,以免迷失方向。但是有时作业点离营地比较近时,常常对这几点有所忽视。袁雪俊三人迷山就是这个原因,所以野外工作不论什么时候都要严格遵守规则,否则就会出事故。
    我国北方林区对人危害最多的野生动物是熊和野猪,南方林区主要是毒蛇。但是只要做好预防工作,一般不会发生问题。就怕狭路相逢,或者是野生动物生育期,发情期等特殊情况,会出现问题。1974年6月我们在大兴安岭南瓮河调查时,第三、第七两个小队转移营地时,经过一片沼泽地,荒草甸子的草一米多高,我和老关同志(鄂族)在前边领路,经过草塘时,突然有一只黑熊站起来,相望不到几秒钟,就向我们走来,我大喊几声,它基本不理我们,继续向我们的方向走来。我尽管手中有枪也还是紧张万分,黑熊离我们还有二十多米远时,老关同志,突然开枪了,连续两枪,黑熊倒下了,避免了一场伤人事件。后来我们看到在200-300米远的地方,有两只棕熊听到枪声后,由草塘往林子里跑。一个大草塘有好几只熊是不多见的,可能正是熊的发情期。
 


1978年5月 南翁河调查准备 研究工作安排

 
    1972年大兴安岭库伦斯森林资源清查。全队10个小队,共100多人,面对上百万公顷的调查任务,作业点十分分散。野外生活很艰苦,医疗条件更差,在深山老林里工作,一干就是半年,人们最担心的是生病。随队医生只有一名,外业期间每个小队巡回走一次需要一个多月时间,所以每个小队只好配一个药箱,小病吃点药,大病只能下山,需要走两天才能到正式医院,要是急病只能听天由命。第六小队五月进点后不久,森林调查员毕庶嵩同志一直牙疼,每天还坚持外业调查,后来肿了半个脸,实在太痛苦了。窦伦淮、孙超等小队领导和同志们,劝他下山治疗,毕庶嵩说:“我要是下山,就少了一个工组,咱们小队调查任务,就要拖后两个月,我还是坚持吧!”有一天外业回来,同志们都有说有笑的在吃饭,毕庶嵩同志在一边坐着没吃饭,他和知青(工人)徐永达商量,我不能吃饭了,牙疼的实在受不了了,你能不能用老虎钳子给我把牙拔下来。徐永达说:“我倒是敢下手,能拔。没有麻药就怕你挺不住疼,消毒不好还有一定的危险。”毕庶嵩说:“反正也是疼,听天由命吧,你给我拔!”两个人商量好后,几分钟就把牙拔下来了。从此徐永达同志,被人们称为“小徐大夫”。2003年春节文艺晚会有一个小品,用老虎钳子拔牙,弄得满堂大笑,其实在森林调查的实践中,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用老虎钳子拔牙也是一种拔牙方式。
 


神农架林区

 
    森林调查员是林业的尖兵,开发林区的先锋,他们流血流汗,甚至献出生命。1960年在湖北神农架林区,外业调查时森林调查员吴浩钧、张育珉不幸遇难,以身殉职。1984年在湖南野外调查,王光永等两名调查员不幸遇难。其中我室的薛丛梅同志是独生子女,年仅23岁的女大学生,刚刚毕业参加工作,就把青春献给了森林调查事业。森林调查队员,以完成任务为荣,踏遍林海为乐,无论是在寒风中,还是在沙尘风暴里,纵然:“凄风振枯槁,短发凉飕飕”,不忘初心,坚定理想信念,总是勇往直前,在艰苦的条件下,使调查队员的意志锻炼的更坚强,成为一代新中国的林人。
 

踏遍青山人未老系列文章
——森调工作珍贵记忆之二

    (一)森林工作历史转折
    原林业部森林调查综合队,1969年7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下放到大兴安岭,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全国各省区市和地方森林调查队伍,有的被拆散,有的被下放,整个森林调查系统,处于瘫痪状态。各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取消森林经理专业,专家教授在“臭老九”的批判中,有的下乡劳改,有的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蹲了牛棚。许多森林调查设计专家,人才,看不到希望,走投无路,只好改行。
 


1973年5月 大兴安岭林区

 
    在森林调查事业,何去何从的历史紧要关头,1973年农林部以农林(林)字第3号文件,提出:在“四五”期间内,准确迅速查清我国森林资源,为制定林业方针和各种计划提供科学依据。并决定由原林业部综合队牵头,分别在大兴安岭吉文林业局(北方点)和湖南会同县(南方点)进行森林资源清查试点,探索国家林业资源清查的技术方法。这一消息传出后,在全国有很大反响,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起到了抑制各地下放调查队的势头,使广大调查员又看到了希望,专家教授们更是欢心鼓舞,林业调查规划事业有救了。
    1973年3月全国森林资源清查——北方试点开始。试点面积23万公顷,由大兴安岭地区勘察设计大队(原林业部综合队)主持,总负责人:朱俊凤,龚金玲,李留瑜。参加试点人员来自,北方14个省区市,11个大专院校,50多个单位,共计264人,这是森林调查史上,参加人数最多,专家最多,单位最多的一次历史性的大会师,其中北京林业大学董乃钧,于政中,关毓秀等10名教授专家,南京林业大学林昌庚,陆兆苏,方有清等六名教授,东北林业大学周沛村,马建维,陈华豪,还有新疆八一农学院,内蒙古林学院,甘肃农业大学,河南农业大学,沈阳农学院和各省的调查队,行政机构参加了试点。大家参加试点的积极性很高,多年渴望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全部崩发出来。
 


1973年5月 方有清,林昌庚,关毓秀,董乃钧,付武儒,马建维等老教授

 
    为了管理方便,年龄大的教授专家和老同志女同志编在一个外业小队,尽量减少他们的工作量,该小队年龄最大的是航测专家方有清,安排他在帐篷里作内业计算,他说:“我的气管不好,林子中空气好,和大家在一起,心情舒畅。”北京林业大学唐宗桢教授病重在身,自己由北京专程来到吉文,他说:“这次试点是历史上少有的专家大会师,我不能外业调查,能和多年同舟共济的老同志,见上一面我就知足了。”
    试点工作3月开始,6月底全部完成任务,试点的成功是林业调查史上一件大事。首先,以数理统计学理论为基础,采用分层抽样的调查技术方法,用于全国森林资源清查,打破了过去由下而上的逐级统计叠加的方法,克服了过去调查周期时间长,资源变化大,而数字不准的缺点。这是森林调查技术的重大突破。其次是应用现代的技术手段,资料新,速度快,精度高,大大的降低了调查成本。第三是稳住了全国各地调查队伍,抑制住调查队解散的趋势,为林业调查设计工作带来了新希望。
 


1973年5月 吉文试点女子小队陈新华,马元梅,杨玉芝,袁大飞,尤学英,廖桂宗,吴富珍,张炳云

 
    (二)试点记忆犹新的三件事
    在北方试点的外业调查过程中,使我印象最深的三件事:一是丢失粮票,二是马失前蹄丢药品,三是舍身救马。这三件事关系到全体调查员的吃饭和身体健康,关系到任务的完成。我作为调查的总负责人,真是心急如火,至今还记忆犹新。
    马与火车赛跑,找粮票
    1973年3月,试点人员相继集中到吉文林业局,负责伙食管理的钱继善同志,由加格达奇取粮票回来,火车到吉文站时,我和徐承铭等几位同志接站。钱继善同志带的东西较多,大家把行李架上的东西取完后,刚下车,火车就开动了。老钱突然想起粮票丢在火车的座位上,忘拿了。70年代初粮食是凭票供应,3000多斤粮票对我们工作的重要性可想而知。老钱同志带的粮票,用面袋子装的,不敢放在行李架上,只好放在座位的背后,以防被盗,当火车进站时只顾大家拿行李架上的东西,座位背后的面袋子却忘拿了。当老钱说:“粮票丢在火车上时,他马上满头大汗,因为这是整个外业人员的饭碗子。”我和几位同志更是万分着急。眼看火车徐徐的离开车站,当时我决定,一是同车站联系,通知列车协助查找。二是,我骑马火速与火车到下一个停车站。我们外业试点,由森林警察借用几匹马,我骑的马个头不高,但速度是一流的,在于火车22分钟的赛跑中,我抢先到站将近两分钟。火车到站我立即上车,找到老钱的座位(靠窗),有一位40多岁的女同志在那坐,我请她站起来,果然白面袋子还在,就这样化险为夷,粮票找到了。当我走下火车,看到我骑的那匹马站在那一动不动,全身的汗水把地都润湿了。
 


1973年5月 女子队员担水做饭 陈新华

 
    马失前蹄丢药箱
    北方试点,是一次森林调查专家历史性的大会师,专家多,老同志多,是这次调查工作的一大特点。为了保证外业人员身体健康,徐承铭大夫(后任中日友好医院党委副书记)从北京等外地购买了许多急救药和贵重药。野外调查期间,我和李留瑜,许大夫三人,骑马到各小队巡回检查指导工作。4月15日我们三人吃过早饭,由吉源的第三小队去第四小队,刚刚离开小队驻地,许大夫的马脚急,看到我的马走的远一点,他刚上马没骑稳,就往前猛跑,由于塔头甸子高低不平,茅草多看不清路,马失前蹄,许大夫从马的前面摔下来,马还继续往前跑。我骑马随后追两个多小时,终于追上了,但马身上的马鞍子,鸭绒被,皮大衣,药箱以及其他所有用品,全部跑丢了。因为是在林子里跑没有路,何时丢的我也不知道。后来安排当地工人,放牧者,找两天也没找到。这次安全事故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由于离地区,近很快对丢失的物资,药品作了补充,没有影响到外业使用。
 


野外工作用马匹

 
    舍身救马,大家动手
    北方试点,外业共分12个小队,分布在23万公顷的森林地区,我和李留瑜,许大夫,三人巡查小组每两三天就要到一个小队。4月29日我由李运畴小队(第八小队)去孙向然小队(第九小队)。试点地区4月的天气,还是冰雪覆盖,特别是第九小队地处山的最顶峰,积雪40-50公分,最深处达1米多,行走十分困难,在林海里无路的情况下穿行一天。晚上五点多,才到达乌鲁布铁作业区,离第九小队营地不远的时候,发现我骑的马鼻有滴血,我下马后,看到马身上全湿了,冒着热气。我把马身上的鸭绒被,马料,生活用品全都放到另外两匹马驮着。我把大衣脱下来,赶紧给马披上,许大夫说:“你不穿大衣不行啊。”我说:“我们和马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到九小队营地了。”到达营地时,孙向然等都出来迎接,并大声喊老朱你的马鼻子流血不止了。我当即把马鞍子卸下来,大衣还在马身上披着,赶快把马头吊起来,用雪给把前脑降温,在下风方向抓紧生火,给马保温,并安排人把马料用温水泡上多加些盐,准备喂马。同志们忙了两个多小时,我的马鼻血止住了。晚上八点多钟同志们才吃饭。孙向然说:“老朱对马真有经验。”我说:“得益于我小时候放过马。”大家待信不信的大笑起来,还以为我是开玩笑呢。
 

踏遍青山人未老系列文章
——森调工作珍贵记忆之三

    (一)乘着直升机去森调
    伴随着螺旋桨高速旋转发出的巨大“嗡嗡”声响,“米—8直升机778号”穿梭于林间,输送人员、备品和各种工具。那是1978年,当时将直升机应用于森林调查,我国还尚处于试验阶段。
 


1978年 调查员测量树高、胸径(朱俊凤 瞿配东)

 
    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大兴安岭南翁河上游的原始森林,任务是复查8块兴安落叶松林标准地。这些标准地还是林业部综合队1954年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设置的一批半永久性固定标准地,用以观察森林的生长过程和林相的演替规律。
    20多年过去了,标准地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1978年5月,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森林调查规划大队派出12名同志,赶赴南瓮河对其进行第一次复查。我作为队长参与其中。
 


1978年5月 调查员下飞机准备野营

 
    说起我们此次复查标准地,历史的卷轴还要倒退回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的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既无任何图件资料,也缺乏调查设计人才和可借鉴的经验。在当时那种条件下,学习苏联的技术和经验是唯一的可行选择。
    于是国家果断决策,将“森林航测”列为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之一。为了配合苏联援建的森林航测项目的实施,一支生机勃勃的森林调查设计队伍应运而生。
    1962年我从东北林业大学毕业后,有幸被分配进这支队伍,光荣的成为一名森林调查员。
    林业部第一任部长梁希曾说过,森林调查设计工作者,是林业的开路先锋,也可以说是林业的“开山祖师”。他们上登千仞峰,下临万丈渊,享有大自然的快乐,也受尽大自然给予的挫折……
 


1978年5月 调查员发现历史文物

 
    我们立下志愿要向老一辈学习,为了心中的理想信念,为了祖国的发展,甘愿流汗、流血,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
    参加复查的12名同志,除了两名工人外,其余全部是新中国成立后由我国自主培养的年轻科技工作者。他们来自北京林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和南京林业大学,大多是20世纪60年代初走上工作岗位的。
    5月20日,直升机降落在南瓮河上游,我们一行人下飞机准备野营。待一切安顿好后,我们怀着紧张和激动的心情准备向原始森林进发,揭开24年前前辈们铺盖下的神秘面纱。
    首项任务便是要在这茂密的原始森林中寻找到森林标准地。在成为森调员的这十多年时间里,我们积累下丰富的实操经验。经过周密的准备,我们凭借粗放的略图和原始纪录,再根据航空照片的判断,终于在浩瀚的林海中,找到了不足一米高的标桩。为了方便以后复查,在标准地复位的同时,我们还判明了他们的地理坐标,并在航空照片上刺了点。
    在随后的时间里,我们又相继踏查了标准地,测量树高、胸径……为研究大兴安岭地区的森林演替、林分发育规律,精确估算林分生长量与枯损量,检验林分生产过程表和各种生长测量方法的精度等,提供了翔实的数据。
 


1978年5月 朱俊凤清点历史文物

 
    (二)“藏宝库”与野生动物园
    1978年5月25日,我和李永武同志又一次来到山上找24年前设置的标准地。当我们找到39号、48号标准地时,无意中发现在离48号标准地不远的地方,有一堆木炭,而周围的木桩已经烧的不像样了。于是,我们走近观察,一共发现了4个木桩,高2.6米,粗约30厘米,都是在把树锯断后,在上边做成了一个定角,我们分析可能是很早以前有人在此搭建临时房子所用。
    在木炭旁还散落着一些铜制品和发锈的东西,能够辨认出的由鄂伦春族部落首领戴的帽子;清朝的铜镜,大小不等约有10个,有的上面写有“状元及第”“鸾凤和鸣”等字样;几十个马头上佩戴的嗡响子,上面印了些“太平”字样和虎头的图案;钓鱼用的鱼钩,大小和马掌差不多,据说可能是在黑龙江里钓鱼用的;马蹄形的磁铁、刨刀;还有一个雕有玉兰花图案的玻璃花瓶,后来有见到的人说可能是进口货……还有一些不认识的东西。
 


1978年5月为调查员运送工具

 
    那是,我们工作的原始森林也是一个天然的野生动物园。在浅山坡有狍子、马鹿、狼、雪兔、艾虎(艾鼬)等;在深山里有野猪、棕熊、黑熊;而水泡子是鸟类的乐园,大天鹅、麻雀、麻鸭、鸳鸯、灰雁一群接着一群,总是热热闹闹的占据了“海陆空”,真是一个天然的乐园。动物们发现了我们,先要看看,而我们见到它们也停下脚步。“新朋友”碰面相互打量,然后就相安无事的各自忙各自的去,一切都是那样的和谐。
 
    说明:此文章,中国绿色时报5月24日已发表,朱俊凤口述,记者肖晔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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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调工作珍贵记忆之四

    (一)地球第三极
    青藏高原、北极、南极、南极称三极。这是气候变化的明感区,由于冰雪覆盖面积大,反射率强,一旦冰雪因温度变化,反射率减少,造成地表面吸收热量增加快,冰雪地层结构不稳定,近地表增温过程中气温增高显著,对气候变化非常敏感。青海、西藏两省区,是青藏高原的主体。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东西长3000公里,南北宽1600公里,位于西风带范围内,高原超过对流层厚度三分之一。青藏高原原生态变化,对该区气候,乃至全球有着很大影响。青藏高原最高峰,珠穆朗玛峰,1954年公布世界公认8848.13米,我国2005年经国家测绘局测定为8844.43米,峰顶冰雪厚度为3.50米。是世界第一高峰,平均海拔4500米。植被垂直分布非常明显,除终年积雪的雪山冰川外,由上至下,依次是:高山草甸,灌木带,蔬林草地。4200米以下的峡谷地带,水分充足的地方,能见到大片森林。藏区柏树是其中的代表种。
 


林芝县的巨柏直径4米

 
    (二)藏区的柏树
    1977年,根据农林部批示,森调队向西藏派出40多名森调队员,协助主持完成西藏全区的森林清查任务。我作为先遣组的一员,奔赴西藏。
 


调查员测量树龄

 
    当时西藏林区社会经济情况很差,特别是交通、通讯的困难情况更是不言而喻。就这样我们在地球的第三极上,苦战四个多月。战胜了高原缺氧,给身体带来的诸多不适,克服了交通不便,路少人稀,生活物资紧缺等困难。最终全面完成了任务。……采用新技术,对西藏全区进行了第一次森林清查工作。
 


茶园与雪山

 
    西藏全区的森林覆盖率为8%,但在海拔4000米以下的深山峡谷之中,却是森林密布,有云杉、冷杉、高山松、云南松、华山松、乔松、铁杉以及桦木科、壳斗科、杨柳科等。其中巨大的云杉,直径可达2.5米,株高达80余米,波密山地云杉蓄积量,每公顷达2000余立方米,海拔2750米的林之杉林每公顷蓄积量最高可达3731立方米。在这次的外业调查中,我们发现一颗巨柏,直径4米,可称之最。还有直径92公分,105公分,290公分的云杉也在散发生机。相反一些被拦腰截断的云杉就不免显得有些落寞。但站在他们那巨大的伐根剖面面前,渺小的我们深感震撼。随着这颗云杉倾倒的不仅是它直径2.4米的树干,更是它百年的孤独。
 

踏遍青山人未老系列文章
——森调工作珍贵记忆之五

    (一)巨人中的巨人
    巴基斯坦原总统布托,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发表声明指出:“像毛泽东那样的人物,在一个世纪也许一千年里,只能产生一位,他是巨人中的巨人,毛泽东的名字将永远是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伟大而正义事业的同义语,是惊动世界的出色的新秩序的最高缔造者。”美国前任国务卿基辛格说:“毛泽东是中国共产主义之父。在中国人民心中,毛泽东的名字永垂千古。”
 


1967年5月 群众参加劳动

 
    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毛泽东一手铸成的。否则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他唤起了整个东方人类和新世界的崛起。
    毛泽东是旷世天才,文韬武略,胆识过人。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毛泽东是一位无与伦比的人物。世界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家,能够凭借几乎一无所有的政治资源白手起家。28年之间,他缔造了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政党,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一个伟大的国家。从而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地域广阔的中华大国的至高无上的神圣领袖。他敢于如此的藐视包括两个超级大国在内的整个工业化世界,已至包括联合国,面对世界报复,封锁和堵截,他最终迫使世界,不仅向之低头,而且为之喝彩。1972年,中国使团高傲的带着自己的原则和理念,重返联合国,得到世界的掌声。
 


1967年5月 群众参加劳动

 
    全部历史所昭示于人类的就是永远会犯错误。个人、群体或犯错误,领袖、政党、国家、民族也会犯错误。因此,历史永远是曲折的历史。毛泽东是人,而不是神。不能搞唯心主义绝对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毛主席的功过,做了历史的、客观的、全面的评价,这毫不影响他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革命斗争中的伟大功绩。正如美国《新闻周刊》社论指出,历史上最后一位巨人。
    (二)建毛主席塑像
    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毛泽东的名字永垂不朽。上世纪60年代中期,全国掀起了一股神化毛主席的风潮,不分场合、地点,到处竖毛主席塑像,且大多数是粗制滥造。
 


1967年5月15日 朱俊凤主持开工仪式

 
    1967年,林业部全体职工怀着对毛主席崇敬的心情,并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决定在林业部院内竖起毛主席塑像。
    3月11日,群众自愿组成毛主席塑像筹建办公室,我被任命为主任。第一次建毛主席像,我们谁都没有经验,于是抱着学习取经的态度,我们先后观摩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化工学院校园内的毛主席像。后来经过数轮修改,设计图终于定稿。5月15日举行了开工典礼。
    我们本着多、快、好省的精神,除了请三位技师外,整个工程建设全靠林业部职工群众参加义务劳动完成。我们自己购买建筑材料,工具,大家分工明确,筛土的、送沙石的、刨坑的、拉线定位的。——经过大家日夜奋战,历时45天,于6月30日全部竣工。我们的毛主席塑像建设速度之快,质量之高,是在京毛主席塑像中最好的之一。
 


1967年7月1日 落成典礼各单位发来贺信或高举贺信入场

 
    7月1日,在原林业部大院里举行了毛主席塑像落成典礼,同时也是向党46周年献礼。我是大会主持人,落成典礼大会参加的有,林业部广大职工,北京林业大学等60多个单位,两千余人。群众敲锣打鼓,喜报频传,参加会议的各单位代表手举标语,贺信,列队向大会现场行进,场面相当壮观,声势浩大。
 


1967年7月1日 主席像落成典礼

 
    50个春夏秋冬,毛主席塑像依然屹立在国家林业局大院中心位置,一进大门遍看见毛主席带着他亲切的笑容,向我们挥手。如今这座作为标志性建筑的毛主席塑像,已经载入史册,被列入永久性建筑。值得一提的是,他从落成至今没有出现任何质量问题。
 

踏遍青山人未老系列文章
——森调工作珍贵记忆之六
 

     (一)森调首次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拨乱反正,激发了全民的科技生产热情。综合队回到北京,改称为林业部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承担的第一项任务是国家01号科研项目,三北防护林地区自然资源调查和综合农业区划。由林业部牵头,农业部、水利部、地质部、中央气象局等十多个部委,二十多个大专院校科研单位,五百多人参加。林业、农业、畜牧、水文、地质、气象、经济等十几个专业,是一项跨地区、跨学科、跨部门的综合性很强的工程。林业部和有关单位多次协调,最后还是由林业部牵头。刘钧一局长找我谈,这次总负责人由你担任。我当时震惊了。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还是承担下来了。历时3年完成任务,成果300多万字,11份调查报告,各种专业图件100多份,成果被评为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是林业系统第一次获得调查工作该项大奖。
 


1983年10月 领导小组何康部长等听取汇报

 
    (二)革命理想高于天,忠孝不能两全
    1981年春天,野外调查工作正在紧张阶段,收到了父亲在老家去世的电报。大哥是宁夏矿务局的总工程师,二妹在湖南空军基地工作,大妹是阜新市药材公司经理,小妹是公务员。他们都回老家给父亲尽孝送行。我正在外业调查,大量工作需要协调,实在离不开。因此,把家里仅有的30块钱又借20元,凑50元。请二妹路过北京带回去。并请他在坟上替我说几句:“你二儿子忠孝不能两全”,公务在身,不能回去为你尽孝,请父亲原谅。当时我说到这时实在有些心酸,我妹妹也掉下了热泪。她劝我说:“你们队伍那么多人,你又是负责人,怎么能离开呢,父亲是农民,一个大字不识,在旧社会受人欺悔怕了,所以下决心家里再困难也让我们读书,希望我们工作好,能当官,他就高兴了。父亲会原谅我们的。”妹妹的这番话使我当时受到很大安慰。5月18日,是父亲下葬的日子,早上我对同事杨忠山说:“上午的座谈会由你主持,我有事出去一会。”早饭后,我由营地骑马,向东北方向跑7.3里,找一块空地,边烧纸,边悼念:“爸爸,你二儿子,在千里之外的内蒙古草原,为你送行,请喝下这杯酒,带上银元,祝你老人家一路平安,并连续大喊三声:爸爸你一路走好啊。”这声音划破了草原的宁静,随春风卷着白云,飞向远方。我大哭一场,把几天来内心的沉痛全都释放出来。晚上我一直在想:老人家受苦受累一辈子,把一切都献给了儿女,刚刚过上好日子,他老人家就离开了我们。爸爸我们儿女永远怀念你,安息吧!(朱俊凤)
 


1983年11月 成果审议会

 
三北防护林地区草场退化
 

三北防护林地区牧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