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观的历史嬗变

发表日期:2017-09-22         文章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发展本身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对发展的认识也不断深化,内涵会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将抽象的发展理论不断应用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观。根据中国共产党对发展内涵认识程度的不同,结合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观大体经历五个阶段。
    一、以工业化、四个现代化为目标的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1949-1987)
    发展理论本质上是一种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理论认为,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石,没有工业化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虽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封锁、禁运政策,但国外发展理论却对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了一定影响。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中,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传统发展观占据主导地位,人们将发展理解为走向工业社会的过程,强调经济增长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根本作用和重要地位,主张工业化是一个国家经济活动的中心内容,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发展的第一标志。这样,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尺,发展规划也成为一国实现工业化和实行追赶战略的重要手段。早在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就认识到,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国家的富强。毛泽东在七大报告中说:“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社会动荡,为从事现代化经济建设开创了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国要真正走向现代化,必须实现工业化,使经济建设有一个大的发展。建国后不久,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在3年时间内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是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并制定了完成这一任务的工作纲领、战略方针和各项具体政策,率领全国人民开展了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经过三年的努力,受到长期战争破坏的工农业生产得到全面的恢复和发展。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810亿元,比1949年的466亿元增长了73.8%,比建国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了20%,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99.2%,农业总产值增长41.4%,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已达到或超过建国前最高水平,工农业的装备水平和科技水平也有明显提高,为进一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1952年下半年,由于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基本完成,在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基础上,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始考虑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主张要争取用十年的工夫建设工业,打下强国的基础,并开始把实现现代化作为国家和政府的发展目标提上议事议程。1959年底和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又提出了国防现代化的要求。他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个提法,第一次完整地表述了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思想。1964年12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他说:“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用“四个现代化”代替工业化,不仅内容更为丰富,而且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现代化的内涵理解更为深刻了。
    1953年,中国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党的正确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一五”计划提前完成,取得了重大成就。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指出:“按照通常的标准来衡量,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项非常成功的经济发展计划。在资源有限和经验不足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保持了开始于经济恢复时间的经济增长势头,并且完成了自1949年到1952年底就已谨慎着手进行的制度变革。”“从经济增长的数字看,“一五”计划相当成功,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8.9%(按不变价格计算),工业产出和农业产出每年分别以3.8%和18.7%的速度递增。”
    国民经济恢复的顺利进行和“一五”计划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唤起了人们加速工业化进程的热情,也唤起了人们忽略国情,尽快摆脱国家落后面貌的急躁情绪。毛泽东一再批评右倾保守,指出现在提到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问题。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的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设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得扩大和加快。1957年,毛泽东在参加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上,提出了以15年或稍多一点的时间在钢铁和其他工业的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的发展战略,以后又将这一时间逐渐缩短到两三年。为实现这一目标,规模空前的“大跃进”在全国各地展开。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正式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总路线的宣传中,一再强调“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虽然“大跃进”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其直接后果极大地破坏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大跃进”的产物,实质上是一场生产关系的“大跃进”,这是企图通过人民公社,使中国早日过渡到共产主义。但是由于严重脱离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反而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严重挫折。
    1975年,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新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并再次展示了三届人大提出的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按两步设想的蓝图:第一步,用15年的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的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现代化目标的规划,体现了中国人民的世代梦想,但是经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民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努力却一再受挫,实现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一再延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作重心重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80年,邓小平指出要把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规划为上下两个十年来完成,根据这一构想,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了争取用20年的时间使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在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理念的指导下,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可喜成就,不仅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而且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1957年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完成150项,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1959年,我国现代工业的产值已达到工农业总产值的70%。“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除了规定工业化之外,还包括了农业、科学技术、国防建设三个领域的现代化。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邓小平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符合国情的战略目标。这个战略目标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有着巨大的感召力,对于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但这一发展理念在理论和实施过程中也有许多缺陷:一是现代化是一个包含经济、政治、文化及整个社会全面变革的系统工程,四个现代化虽然比工业化包含的内容丰富些,但并不能涵盖现代化的全部内容,实际上只涉及到经济和科技的现代化,离全方位社会现代化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二是中央在公布这个战略目标时缺乏严格、有效的实施步骤,所以“四个现代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停留在战略口号的水准上,实际上没有获得强有力地、有效地贯彻和实施,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逐步得到改观。三是为了实现工业化的目标,采取了超高速赶超战略,特别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和环境的严重破坏。
    二、以全面现代化为目标的追求经济、政治、文化共同进步的整体发展观(1987-1992)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逐步展开,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目标也从工业化、四个现代化发展到全面现代化。在现代化发展的目标上,逐步认识到四个现代化不是现代化发展的全部内容,还应包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党的十三大之前,中国共产党在提四个现代化的同时,强调“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如1979年,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提出:“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后,“四个现代化”就很少提及而代之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了。
    1987年党的十三大制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三步走”战略,即: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而且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了我国21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战略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就把经济发达、政治民主和文化繁荣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就由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变成了“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的现代化。富强,主要是指以经济发达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全面提高。这是以富强作为物质文明建设的目标,是对四个现代化目标的继承、发展和综合;民主,就是使国家的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建立起比资本主义更高程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文明,从广义上讲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此特指精神文明。富强、民主和文明,三者是三位一体,不可或缺的,这既是社会全面发展的体现,也是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保证。1992年党的十四大上对这一发展目标又作了重申。
    “富强、民主、文明”现代化目标的提出,说明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有了更全面的认识,比“四个现代化”在内涵和外延方面又前进了一大步。即:既包含了物质文明方面的现代化,又包含了精神文明方面的现代化。因此,党的十三大制定的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目标是一个最全面、最富有激励和感染力的战略目标,只有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协调发展、全面进步,才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面现代化发展目标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认识的新飞跃,也标志着党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思想的成熟。
    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宏伟发展目标的指导和鼓舞下,中国现代化建设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方面均迈出了新的步伐,工农业战线捷报频传,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改革开放为中国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中国经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在生命科学、核物理等基础科学研究方面和农业及通信技术、化工药物、医疗设备等高技术方面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卓著成就,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此外,从国际上看,在对工业文明所走过道路进行反思的基础上,针对工业文明模式的局限性和产生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观,将发展的内涵由经济、社会拓展到自然界,要求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追求经济、政治、文化共同进步的整体发展观比单纯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前进了一大步,但也有不足之处。虽然注意到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协调共同进步,但没给予作为人类发展的空间载体和物质资料的环境和资源以足够的重视,自然生态系统仍然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与经济发展相比,其他领域的发展仍相对滞后,如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严重,权力腐败、道德失范等现象滋生。
    三、以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协调发展为目标的可持续发展观(1992-2002)
    进入90年代,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要求我们对发展的战略目标做出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对发展理论作适时地修整。
    1989年第十五届联合国环境署理事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并在1992年的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了《21世纪议程》,将可持续发展推向行动,这标志着现代发展观的重大转变。中国政府积极响应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倡议。1992年李鹏总理率代表团出席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并庄严承诺履行会议所通过的各项议决文件,并于1994年发表了《中国21世纪议程》,强调中国的发展将不只是经济的发展,而是要走一条人口、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中国21世纪议程》中,中国将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确立为“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社会体系和保持与之相适应的可持续利用的资源和环境基础”,并具体提出了2000年前的战略目标。主要是:一是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不断改善发展的质量;二是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基础;三是控制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保持可持续利用的资源基础;四是逐步建立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体系、法律体系,建立可促进持续发展的综合决策机制和协调管理机制。同联合国《21世纪议程》相比,《中国21世纪议程》所确立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体现了中国国情和发展中国家的特点,与前几阶段的发展理念相比,可持续发展理念有了本质进步,在总的发展目标中,既包括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包括了控制环境污染、改善生态质量这些影响长远发展的基础性条件。
    在我国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观的是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党制定了持续、快速、协调发展的方针,注意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问题。1995年9月28日,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要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在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更是明确提出: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的关系,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确立可持续发展观,这既是中国从社会主义本质出发对一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需要的全面发展模式的主动选择,又是由于当代中国发展的资源和环境条件远远逊于发达国家甚至某些发展中国家而不得不作出的选择。世界人口大国,人均资源小国以及脆弱窘迫的环境容量等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发展。为满足全体人民的基本需求和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必须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并逐步改善发展的质量。只有当经济增长率达到和保持一定的水平,才有可能不断消除贫困,人民的生活水平才会逐步提高,并且提供必要的能力和条件,支持可持续发展。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必须做到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相协调,逐步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轨迹。在提高质量,优化结构,增进效益的基础上,保持国民生产总值以较快速度增长。
    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建立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上的,注重谋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环境污染基本得到控制,重点城市的环境质量有所提高,自然生态恶化的趋势有所减缓,逐步使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协调。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提出实施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提出了“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命题,使可持续发展战略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在可持续发展观的指导下,人们逐步认识到自然环境对人类生存发展的限制和制约,人类只有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获得自身的持续发展。我国总的情况是局部的生态环境有所改善,但与转型期发展阶段相关,我国整体环境质量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
    四、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2002—2012)
    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际,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全面发展:一是物质生活的高度发展,指不断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实现人民物质生活的高质量、高水平的发展。二是政治生活的高度发展,通过加强政治制度建设,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权利。三是精神生活的高度发展,即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使人们的精神世界更加充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四是生态生活的高度发展,努力实现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发展,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
    早期的发展观念重“物”不重“人”,现代社会的发展战略才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增长的最终目的是为人服务,而不是人为增长服务。马克思主义把人的全面发展确立为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提出未来社会是每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社会。中国共产党一贯忠实地代表人民利益,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都是为了实现人民的利益。毛泽东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邓小平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核心内容,江泽民坚持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他们的发展理论都具有“以人为本”的思想成分。2003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作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重要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2004年3月10日,胡锦涛又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要求全面准确地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指出:“全面发展,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以来,为保证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各地方结合本地区的实际制定了发展目标。如上海市把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研发经费支出、环境保护投入等列入2004年度经济和社会发展预期目标;深圳市把原定的实现现代化速度从2005年推迟到2010年,把就业率、社会保障覆盖率、社会治安破案率、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等与GDP等都确定为现代化指标;浙江湖州市永新的考核体系取代原有的GDP考核体系,把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民收入水平提高、城乡缩小差距、环境保护等都纳入干部政绩评价体系。
    科学发展观揭示的是发展的普遍规律,对全国都有重要指导意义,但各地区各部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根据实际条件和发展需要,有重点有步骤地采取措施,在推进发展的过程中抓好资源的节约和综合利用,抓好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
    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必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一切依靠人民;要不断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作用,推动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五、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2012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立足新的历史条件,深入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在发展地位、发展理念、发展内涵、发展动力、发展目标等方面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
    2015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全会回顾和评价了“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分析了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的基本特征,认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将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考验。全会强调要实现十三五发展目标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执行的五大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五个理念”,是对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和发展,是新时期新阶段党的发展理论的深化和升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理念是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的东西,发展理念搞对了,目标任务就好定了,政策举措也就跟着好定了。”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窗口期,必须提出发展新思路、增添发展新动力、开拓发展新境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形成了从发展动力到发展目的的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在新发展理念中,创新是龙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创新放在第一位的高度,第一次把“创新”引入发展理念,深化了我们对新形势下发展动力的认识,具有很强的时代性。他多次强调“要突破自身发展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就在于创新,关键要靠科技力量。”
    协调是确保共享、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手段。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社会主义发展的最终目标,但从实践上来说,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又强调:“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是发展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是发展短板和潜力的统一。”习近平同志的新协调发展观,不仅强调要正确处理城乡关系、区域关系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关系,而且提出建立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培育带动区域协同发展的增长极、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等思想,进一步扩展了协调发展的内涵和外延。“四个全面”战略部署,是如期实现“十三五”目标的根本保证。习近平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这个规律谁也无法抗拒。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但在快速发展中也积累了大量生态环境问题,成为明显的短板,也成为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非常重视生态环境保护问题。2013年5月24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要清醒认识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和艰巨性,清醒认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和责任,真正下决心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要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一时的经济增长。“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并回答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在谈到环境保护问题时他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生动形象表达了我们党和政府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2017年5月26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进行第四十一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地位,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开放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目前,我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到全球经济之中。新发展理念中的“开放发展”,目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是要以新思路、新举措发展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既立足国内,充分发挥我国资源、市场、制度等优势,又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与世界各国互利共赢、共享发展成果。2013年10月7日,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演讲时说,我们将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促进沿海内陆沿边开放优势互补,形成引领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开放区域,培育带动区域发展的开放高地。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推动对外贸易平衡发展。2015年11月2日,习近平会见基辛格等中美“二轨”高层对话美方代表时表示,“十三五”期间,中国将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开放发展,顺应中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2017年3月5日习近平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海代表团的审议时亮明了我国向世界全方位开放的鲜明态度。他指出,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一项战略举措。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上,要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继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实现共享是习近平总书记新发展观的目的和归宿。新发展理念的理论创新之一,就是突出强调了共享的发展目的,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重大发展原则。2015年10月,习近平在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共享发展,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习近平总书记还着眼世界和平发展大局,与时俱进提出并不断充实“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先进理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共享发展的本质内涵,形成了一个全面的共享发展理念。习近平认为,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尊严、共同享受发展成果、共同享受安全保障。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深刻、全面、系统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进程,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对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发展经验和经济发展实践规律性成果的提炼和理论总结,反映出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新认识。
    通过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观的嬗变历程,可以发现,党关于发展的理念和实践过程都是连续的,前一阶段为后一阶段提供基础和前提,后一阶段则在借鉴前一阶段成果的同时有所发展和创新,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习近平同志的发展思想把经济增长观、全面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纳入其中,既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新世纪新常态下发展的要求,又集中体现了当今世界发展观演进的最新成果,顺应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潮流。□
    (作者:吴秀才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