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领导权的百年探索与当代启示

　　领导权是革命的、根本的和首要的问题，也是中国革命首先要回答和解决的最基本问题。由于近现代以来的革命都是由先进阶级及作为其政治代表的政党领导的，因此政党领导地位是革命领导权的核心和关键。不同阶级领导往往决定着革命的不同性质和前途。区别中国新旧两种不同范畴的民主主义革命，其根本标志之一就是革命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还是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因而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而新民主主义革命则是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因而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建立起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当然，中国革命始终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这一任务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已经完成，在革命领导权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交出了成功的答卷；另一个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我们仍然处在实现这一任务的过程之中。实现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仍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因此革命领导权问题仍是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也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始终坚持并不断巩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保持党的领导权，实现长期执政。党的十九大报告特别强调：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面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我们仍然要牢牢掌握革命领导权，使中国革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

　　领导权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其中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以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通过无产阶级先进政党实现正确领导是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本质内涵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无产阶级革命，狭义地说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广义地说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获得彻底解放的政治过程，因为“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摆脱阶级划分，从而摆脱阶级斗争，就不能争得自身的解放”。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以解放无产阶级并最终解放全人类为使命，因此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最广泛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则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含义、特征及历史必然性，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一般规律和特殊性，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发展的条件、进程和前景，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中，坚持无产阶级及其先进组织——共产党的领导是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共产党宣言》即载明：“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列宁也明确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直接执政的先锋队，是领导者。”“我们认为革命无产阶级的独立的、毫不妥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社会主义胜利的唯一保证，是走向胜利的康庄大道。”毛泽东对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并保持领导地位也明确指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他还把党的建设作为战胜一切敌人的三个法宝之一。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反复强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进行了新的探索，并把它提高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来认识。邓小平也反复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而放弃党的领导必然使革命陷于失败，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就在于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放弃了苏共的领导地位。戈尔巴乔夫2006年在接受《环球人物》采访时曾说道：“在这里，我想通过我们的惨痛失误来提醒中国朋友：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就会出现混乱，那将是非常危险的。”因此，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都要始终坚持加强党的领导，这是革命胜利的最根本保证。

　　（二）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

　　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统称，包括夺取政权和掌握运用政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两个大的历史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这一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在大革命时期，由于我们党特别是党的主要领导人没有正确认识革命领导权问题，在国共合作中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使大革命的领导权被国民党右派所掌握。当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时，我们无法进行有力的反击，使大革命陷于失败。而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之所以能够成为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与我们党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坚决斗争、在统一战线中争取领导权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中国革命步入正轨，最具决定意义的是从1927年秋收起义后的三湾改编起，我们开始把党组织建在连上，层层建立党组织，实行设立党代表制度，建立了军队党的领导体制，使“党指挥枪”原则得到了落实。其后的古田会议进一步完善了这一制度和体制。从此，党的领导不仅在中国革命的宏观层面，而且在具体层次、具体领域中得到了实现，并逐渐覆盖到政权、群众组织等各个方面，直到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党的领导从政治、思想到组织，从中央、地方到基层得以全面实现，加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到来。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顺利推进，也充分证明党的领导是取得一切胜利的前提和关键。人们也由此得出结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加强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法宝。这些认识正是中国革命规律性的反映。

　　（三）坚持党的领导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中国共产党是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初心使命的党。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要实现这一伟大梦想，必须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方面，是涉及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的全面的领导。党的领导为民族复兴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求中华民族始终保持高度团结统一，万众一心、同心协力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建设伟大工程，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这是民族复兴最根本的政治保证。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国家就会四分五裂，就会天下大乱。党的领导为民族复兴提供了科学思想引领。在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实现现代化，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壮举，自然也会面临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风险和挑战。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过程中，科学思想引领是凝心聚力的前提，也是正确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始终沿着正确道路前进的前提。只有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才能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行稳致远。党的领导为民族复兴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国家梦、民族梦，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只有动员组织全体人民积极参与、共同奋斗，才能使伟大梦想变为现实。在当代中国，能够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动员起来、组织起来的，只有中国共产党。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强大组织力，是我们实现民族复兴伟业最可靠的组织保证。

　　中国共产党努力争取、坚定坚持领导权的百年成功探索

　　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引导和向导作用。党的领导有三层基本含义，一是党充分认识并高度认同自身的领导核心地位，并通过法律等形式加以固定，党的领导在执政条件下则集中体现为执政地位；二是党组织必须处于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总书记是全党和中央的核心、各级党组织和同级领导机构的核心；三是党的领导主要是通过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实现的，是对各方面工作的全面领导。在争取、巩固领导权和改进党的领导方式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经过了长期艰苦的探索，期间也有着惨痛的教训。这一历史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领导权进行初步探索、形成相应的领导体制、取得中国革命领导权斗争胜利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领导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从最初的失败中走出来，逐步探索出了争取民主革命领导权的正确途径。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面对国民党处于旧民主主义革命领导地位的现状，我们党对于争取革命领导权的认识还不是非常清楚，按照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的说法：“党的四大前，共产党人已在不同程度上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进行过探讨。四大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但对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性和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途径还缺乏认识。”当时党的一大党纲、二大党章到六大党章都没有明确地争取党的领导权的阐述，甚至多使用争取“指导权”的表述，对如何争取领导权认识不够深刻，造成当时的中央在大革命中不能坚决同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大革命的失败使我们党对保持革命领导权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我们党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并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正确主张，使革命领导权问题逐渐突出。而南昌、秋收、广州三大起义失败后使党面临如何保存并领导革命武装的紧迫问题，从“三湾改编”起，通过在部队层层建立党组织，实现了党对军队的初步领导。而党领导军队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到1929年12月召开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时基本定型。古田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决议案明确指出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土地革命时期，党领导农村武装斗争迫切需要加强党对农村政权的领导。因此中央苏区和各根据地在建立巩固苏维埃政权的过程中，也在探索党的领导如何实现的问题。主力红军长征期间使党对其他方面的领导面临极大的困难，因此对党的领导的认识在中央到达延安后得到新的提升。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根据地的扩大和“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需要，党必须加强对各根据地的领导，需要健全相应的领导体制。为此，中共中央在1942年9月1日通过《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其中明确规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党的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由此提出了“党领导一切”的要求。到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时，党的民主革命领导权思想已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得到全党的认同。七大党章在总纲部分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必须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切革命的群众组织及革命的国家组织之中坚。”对此，刘少奇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在各级党的组织中形成经常健全的、团结一致的、联系群众的领导核心，是极端重要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党员群众，都要注意在工作中、斗争中组织各个地方的和各个工作部门的领导核心。但是这种领导核心的形成，决不是一蹴而就的，决不能性急，而必须是在长期的工作中、斗争中形成起来，有时还必须经过失败与成功、正确与犯错误和错误的改正等曲折的过程，才能形成。”邓小平当时也针对根据地政权建设指出：“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正是由于坚持党对革命的领导权，并形成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党委制这一党的领导的有效体制，党的领导在此后的解放战争和根据地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宣告中国共产党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

　　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也是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得到巩固但有所僵化的时期。这一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建立，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日益明确和巩固，但也出现了权力高度集中、领导体制僵化等不足，制约了党的领导的实现。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各级人民政权建立和巩固的同时，各级各类党组织也逐步建立起来，党的领导得以在全国普遍实现。由于受长期战争环境的影响，党和毛泽东因为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在全国人民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加之建国初期我们沿用了苏联相对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因此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得到空前巩固。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式讲话中庄严宣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1954年通过的第一部宪法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此后，党领导全国人民顺利完成了三大改造，使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开展也使坚持党的领导日益深入人心。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领导地位的确立和巩固为领导权的行使提供了前提，但是对于执政党来说，能否运用好领导权往往更为重要。对此，当时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仍然保持着比较清醒的认识，毛泽东曾提出，所谓“党领导一切”并不等于包揽一切。领导一切是指大政方针的领导，而不是具体事务上的大包大揽。对于这一问题，刘少奇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也指出：“党应当而且可以在思想上、政治上、方针政策上对于一切工作起领导作用。当然，这不是说，党应当把一切都包办起来，对一切都进行干涉。”周恩来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也强调：“共产党必须领导一切的原则主要是从政治上来说的，并不等于一切具体工作都要由共产党直接管理。”他还指出：“必须肯定，党应该领导一切，党能够领导一切。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领导一切？什么是一切？”“我们说党领导一切是说党要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是说党对各部门都可以领导，不是说一切事情都要党去管。至于具体业务，党不要干涉。”这些认识与列宁晚年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到了毛泽东晚年，受“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造成了权力高度集中、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更为严重的是，1966年“文革”开始后不久，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除野战部队外各级党委基本陷于瘫痪，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党的领导遭到严重破坏，到了“文革”中后期才开始逐步恢复。

　　第三阶段，改革开放以来到党的十八大之前，改革开放时期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党不断坚持、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提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改革开放之初，随着农村改革顺利推进，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对“文革”教训的深刻反思中，深刻认识到了现行政治体制特别是党的领导体制存在的弊端，从而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议事日程。他在1980年8月18日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基于这种判断，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设想：“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在他看来，“改善党的领导”并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他还进一步强调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要不断地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在邓小平的倡导下，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机关推荐重要干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发展方向，使党的领导中的“姓社姓资”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但同时也使执政能力问题进一步凸显出来。

　　作为执政党，党的领导集中体现为对政权机关的领导，党的领导能力突出体现为执政能力，因为市场经济对全党来说是一个新生事物，如何领导市场经济对党的领导和执政无疑是严峻的考验。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五大以前，我们党形成了强化执政意识、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思想。在1990年前后，江泽民就指出：我们的党是执政的党，党的领导要通过执政来体现。“我们必须强化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加强党的领导，“要认真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他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中要“努力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问题。从党的十五大开始，我们党又提出了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是加强执政党建设的两大历史性课题的思想，并在随后不久使用了“执政能力”概念。2000年1月，江泽民在中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再次重申了“工农兵学商，党是领导一切的”的思想。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核心力量。当今中国的事情办得怎么样，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纪律、组织状况和战斗能力、领导水平。2000年5月，江泽民在上海进一步将“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明确为“两大历史性课题”。从党的十六大开始，我们党开始明确提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思想。十六大报告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并且把“执政能力”的内涵初步概括为五个方面，使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成为十六大以来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点。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必要性、内涵、意义、任务等作了全面论述和部署，成为指导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决定》的出台，标志着我们党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把握党的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也使党的领导权进入到通过提高执政能力加以保证和巩固的新阶段。

　　第四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领导进入坚持加强全面领导新时期，明确提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领导力量，党的领导权得到了全面实现和巩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新的矛盾、形势和任务，着眼统筹两个大局，完成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加强党的领导问题，强调只有坚持加强党的领导，才能完成党应该担负的使命。为此，他多次强调“党领导一切工作”的思想，提出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党的十九大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纳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并放在第一位，明确提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这一点也写入十九大修订的党章。此后把党的领导地位进一步确立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领导力量。

　　为了坚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我们党明确了相关规定，包括把党的全面领导写入宪法，在十九大修订的党章中明确党的全面领导的要求，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把党的领导制度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个根本制度之一，并对这一制度体系进行了设计，制定出台了一系列保障规范党的领导的相关党内法规制度，进行党的领导机构改革，要求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特别是提出党要提高八个执政本领和治理能力、斗争本领。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又对中青年干部提出增强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要求，并具体化为七个方面的能力。所有这些，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权、主导权牢牢掌握在党的手中，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而2020年领导抗击新冠疫情取得战略性胜利，更加凸显党的领导权的巩固和执政能力提升的重大意义，使党的领导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世界各国的高度评价。（韩强　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二级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北京市教委长城学者，北京高教学会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