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我社发展奠基的人

中国林业网 http://www.forestry.gov.cn/2013-10-21来源:出版社
【字体: 打印本页

  

改革开放后的19801月,为适应迅猛发展的林业建设新形势,林业部分别向国家农委和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提交恢复中国林业出版社的报告。19802月和3月,国家农委和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分别以农办字(80)第4号和出版字(80)第128号批示同意恢复中国林业出版社。社号仍沿用046号。社址北京市朝内大街130号。自19803月至19824月,林业部分别发文任命刘学恩为中国林业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丁方、李霆为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华敬灿为副总编辑。

60年来,随着国家不断变化的形势,由于各种历史原因,我社所走过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体制也经历了多次变化。但总的趋势还是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逐步发展的。在这半个多世纪时间里,应该说,这四位老同志为中国林业出版社20世纪50年代初的创建与发展以及1980年后的重建与发展改革,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做出来重要贡献。可惜的是,在庆贺我社建社60周年之际,他们都先后与世长辞,为怀念这四位老同志,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与优秀品质,特将他们的简要生平与业绩记述如下。

(一)

刘学恩(1921-1996)河北大名人。1941年任《冀南日报》社会计。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冀南地委元朝县五区区委书记、二区区长,新兵总队三团直属连指导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南土改委员会科长、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村工作部科长、中南行政委员会林业局办公室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造林局处长,1957年后任中国林业出版社、农业出版社主持工作的副社长(社长分别为林业部办公厅副主任杨子争和农业部宣传教育局局长常紫钟兼任),农林部办公厅副主任、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林业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特约顾问,是中国林学会第二届常务理事。

在刘学恩55年的革命生涯中,有将近30年的时间担任中国林业出版社和农业出版社的主要负责人,是我社迄今为止担任这一职务时间最长的社领导。

他在农林出版战线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对农林出版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在群众中享有较高的威信。凡与他同事或在他领导下的工作过的人,都很敬重这位老社长。称赞他胸怀坦白,事业心强,待人宽厚,平易近人,既能坚持原则,又善于团结同志。大家有话都愿意跟他讲,工作起来心情舒畅。他的这种密切联系群众的民主作风体现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特别是在他离休后身患癌症病重期间还十分关心我社的建设和发展,尤其是关心年轻一代的成长。

农林出版工作,也曾受1958年大跃进时期“浮夸风”和“文革”期间“极左思潮”的影响,出过一些粗制滥造,“赶浪头”的图书。1960年刘学恩根据中央精神,组织全社暂停一般图书的出版,对这一期间出版物进行全面检查,认真总结教训。他深有体会地说,出版社作为生产精神产品的“工厂”,应该特别注重产品的质量。在处理出书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时,应“宁愿少些,但要好些”。评价一个出版社成绩大小的标准,主要看你出了多少好书。为了多出好书,他反复强调要重视调查研究,加强出书的计划性。为此,在他的直接组织领导下,曾先后制定过《农业出版社1963-1967年出书选题规则》和《中国林业出版社1984-1990年出书选题规则》。在制定规则时,一定要适应林业建设改革的新形势,要解放思想,打破过去狭隘的林业观念,树立大林业的思想;林业出版不仅要面向林业系统,还要面向社会,适应社会对林业的要求,适应生态平衡和城市绿化美化的要求。还要面向世界,学习引进国外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技术。

在他的倡导下,中国林业出版社形成了“艰苦奋斗,勤俭办社”的好社风。他反复教育大家,工作要向高标准看齐,生活要向低标准看齐。在他任期内,从自己作起,办公条件一直非常艰苦,因陋就简,极少购置新家具,在他的办公室从未有过像样的沙发。我社由于长时间里没有自己的办公用房,从1975年以来,曾七次搬迁。特别是1980年中国林业出版社恢复重建时,当时仅有17名编辑出版人员,在一缺人员,二无办公用房,三无宿舍的困难条件下,大家齐心协力,全社职工在老社长的边建设,边出书的方针指导下,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使林业出版事业跨入了一个新阶段。由原来农业出版社期间每年林业图书出版仅25种,到1981年底,增加到114种,从而初步缓解了林业图书“书荒”的现象。

依靠专家办社是老社长另一重要指导思想。尤其是1980年恢复重建时,在他的脑海里,首先考虑的是花大力建设一个内行的熟悉出版业务的社级领导班子。于是他亲自出马,千方百计将我社创始人之一,已调离出版社多年时任林经研究所副所长的丁方调回我社任副社长、副总编;将曾在我社及农业出版社担任过多年编辑室负责人,当时在林科院特报所工作的华敬灿调回我社任副总编辑;调曾在林业系统工作多年,又有写书经验,又懂外语的李霆同志来社任副社长、副总编。

为了发挥林业系统多个专业的专项特长,确保我社图书选题和图书编审质量,在他的主持下建立了“中国林业出版社特约编审,特约顾问制度”。例如1984I年从林业科研、院校、行政单位聘请了我社特约顾问8名,特约编审60名。在“全国林业出版工作会议”上,由林业部部长杨钟,副部长董智勇亲自向他们颁发了证书。

重视教材建设,始终把教材出版放在出版工作的第一位来抓,又是老社长工作的一大特点。上世纪50年代,为了适应林业高等教育的急需主要是翻译出版一批苏联高等林业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60年代初由于中苏关系的变化,在中国农林院校授课的苏联专家的撤走,激发我国在教材建设方面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此时正在农业出版社作为负责全社业务工作的刘学恩副社长,全神贯注地抓教材的出版。他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的在教育工作中要“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教材建设应做到“从无到有,课前到手,人手一册,印刷清楚”的要求,紧急动员组织全社力量抓教材,创造性地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方法,派出由编辑、出版、印刷人员组成的东北、华东、北京等教材工作组,深入到有关省市的大专院校、印刷厂、造纸厂,依靠院校领导,组织有关专业教师,在原教材或讲义的基础上选编全国农林院校试用教材书编,并就地进行编辑加工、版式设计、校对、付型,并就地印刷、发行。在短短的两三年内即出版了360多种自编农林大专院校教材,满足了教师授课的急需,深受农林院校广大师生的欢迎。

作为出版社的主要负责人,他还亲自组织编写出版了在林业系统很有影响的大型工具书和学术专著《中国树木志》(共四卷)和《木林学》。

(二)

丁方(1917-1996)浙江人。九三学社社员,编审。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37年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毕业。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农学院讲师、副教授。1946年参加东北抗日民主联军任秘书、干事、政治教员,曾主编《健康报》前线版。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林业部宣传编辑科副科长(中国林业出版社负责人),森林工业出版社副社长,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特报研究所副所长,林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林业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是中国林业经济学会第二届副理事长。通日、英、俄语。

丁方是中国林业出版社创始人之一。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林业部成立了以办公厅主任张庆孚(后任林业部副部长)为组长,文风、丁方、王振堂为成员的中国林业出版社筹备组,经过紧张的筹备工作后向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局提出建社申请。195331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局正式颁发中国林业出版社《北京书刊经营许可证》。鉴于我社属于中央林业部的直属单位,又经申请,于19537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核准、登记,正式颁发我社营业执照,经营林业书刊出版业务。社址东四六条中央林业部内。社号为046.由此开始了中国林业出版社的建设与发展历程。

1953年林业部任命,参加出版社筹组的3名成员,即为中国林业出版社社级领导班子成员。当时为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对内为林业部办公厅宣传编译科,对外为中国林业出版社。宣传编译科科长文风为出版社主要负责人;副科长丁方为主管林业图书出版负责人;副科长王振堂为主管《中国林业》刊物负责人。筹备组在出版社筹备期间一项重要任务是招兵买马,招纳适合搞出版社工作的人员。于是丁方亲自深入到林业院校等单位去物色人员。例如刚刚从北京林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张桦龄就是他点名要来的(据张桦龄讲他原本留校当助教,但林业部办公厅点名要他去部里工作,学校也只好放行)。

1953年建社伊始,机构人员非常精干。第一批工作人员除3名社领导外,还有华敬灿、张桦龄、鲁一同、杨瑞华、贺曼文等17名人员。出版社机构于1953-1953年期下面仅设翻译组和编校出版两个组。翻译组组长丁方(兼),华敬灿,编校出版组组长鲁一同。

1953年至1954年共计出版林业图书55种及1种《中国林业》期刊。在这55种图书中翻译苏联林业科技图书的译著共45种,以中国林业出版社名义正式公开出版发行的第一本书为苏联聂斯切洛夫著,蔡以纯等译的《林学概论》(第一分册,全书共有6个分册)。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急需,根据丁方建议,《中国林业》刊物还摘要进行了连载。

19533月到19583月丁方调离出版社的5年,中国林业出版社和森林工业出版社共计出版林业图书400多种,其中翻译苏联的译著占160多种,约占40%。这些译著,包括苏联高中等林业院校教科书及教学参考书、林业科技著作,以及苏联林业、森林工业法规与经营管理经验等。这些译著的出版,对新中国建国初期我国林业建设学习苏联经验发挥了重要作用。丁方作为林业、森工两社主管业务特别是译著出版的副社长,功不可没。

1980年重新回到刚过恢复中国林业出版社的丁方担任社领导,主管森工编辑室侧重林经专业。我社过去多年来林经方面的图书出版是个薄弱环节,林经图书出版品种和数量很少。自丁方来社的几年来,由于他亲自抓,林经图书出版方面有了明显的变化。由于丁方本人就是经济方面的专家,加之他在林经所和情报所担任多年领导,非常熟悉我国林经管理科研和和生产比较落后的现状,急需在基层林业干部中普及这方面的知识,于是他很快亲自出马,与时任林经研究所所长王长富(著名林经专家,曾任东北林学院林经教授)共同研究决定,由林经所和出版社共同组织全国林经专家编写一套“林业经济管理丛书”,陆续出版20多个品种,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林业财务、会计、森工企业管理等多个方面的有关知识,填补了这方面出书的空白,对普及基层林业干部的经济管理知识起到了较好作用,受到广大读者及林经专家的好评,并荣获中国林学会的奖励。他组织英文水平较高的译者翻译并亲自校阅了内容较为新颖的美国出版的林经权威著作《森林资源经济学》,在林经界受到了一致的好评。

丁方从事多年出版工作中,非常重视作者的来信来访。他经常教育年轻编辑说,作者到了编辑部就是家里来了客人,一定要热情接待;作者来信,无论多忙都应及时回信,不让作者悬望,及时“让作者知道自己作品的动态”。丁方主持编辑工作的另一特点,是对“小人物”的来访不轻视,对知名专家的著作也不盲目崇拜。无论“大人物”也好,“无名小卒”也好,从不看人行事,一律认真对待,来稿取舍的唯一标准是稿件本身的质量。对于年轻的著译者还应尽量给予具体帮助。多年来他就不拘一格地培养了许多“小人物”作者。

丁方不仅编书,同时还教书、译书。上世纪50年代初期,他在与同志们艰苦地创建中国林业出版社的同时,还曾兼任过北京大学、北京林学院的副教授。他利用休息时间翻译出版了苏联的《货币与信贷》、《基本建设投资计划》等经济学方面的译著。特别是1958年从出版社调任中国林科院情报研究所期间,花大力组织该所骨干力量,参阅大量国外资料,主编了一部轰动全国的《国外林业和森林工业发展趋势》受到了中央有关领导和林业部领导的重视。林业部党组规定它为全国林业干部的必读书。一时间国务院有些其他部门同志也纷纷来向丁方学习编书经验。

(三)

李霆(1924-1991)江西全干人。中国共产党党员。高级工程师。1946年自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森林系毕业后,入张家口市外语学校,华北联大外语学英语系学习。建国后,历任河北省永定河造林局副局长,华北行政委员会农林处副科长,林业部调查设计局副处长,林业部种苗局副处长,工程师,中共中央西北局农村工作部林水局副处长,高级工程师,中国林业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是中国林学会第二、五届理事。

李霆认为编辑工作是整个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加强编辑队伍建设,提高编辑人员素质和水平,是一个出版社出版高水平出版物的基本条件。因此,他强调作为一名编辑,应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一定的文化、语文素养与政策、技术水平,丰富的科学知识和开阔远大的视野。既要博,又要精。基础深厚,一专多能。为此,不仅要重视学校专业教育,更要经受社会实践的锻炼和考验。经过和没有经过实践锻炼的人的素质与水平是大不一样的。没有经过实践锻炼的人员一定要补上这一课。有书本知识的人,只有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才能有所作为,作出更大的成就和贡献。他到出版社后,对编辑人员的培养十分重视。根据编辑人员的不同特点,积极有计划地组织编辑人员参加各种不同类型的读书班、培训班和外语班学习,而且主持了新到大学毕业生以校对为主要内容的半年培训。这点形成制度。他到社后的几年来,曾多次率领青年编辑前往福建、浙江、江苏、江西、河北多省,深入农林,山区,林区和林场,苗圃,林科所,设计院,林业院校等基层单位进行调研,提出了多出农村科普读物,出版“农村林业丛书”等具体建议,经出版社采纳实行。

李霆始终强调,选题、组稿是搞好编辑工作的基础。他认为这直接关系到书稿质量的高低,图书是否适销对路,社会与经济两个效益的好坏。因此,作为一名编辑,不仅要作好来稿后的审稿和编辑加工,特别要注意抓好编前的选题和组稿工作。例如1982年出版的由他提出选题、组稿的《森林生态系统与人类》这本书,就是由于选题适宜,作者选的好,书稿质量较高,编辑加工量也较小,出书后受到各地欢迎,有的单位还列为干部培训教材。

编好重点书一定要下大力气。1983年4月到1985年3月间,根据林业部的安排,由李霆主编“当代中国丛书”中的《当代中国的林业》一卷。为了编好全书目录,他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先后修改十次,然后定稿;为了选好各章节的作者,曾同各有关单位反复协商,才确定下来;为了保证书稿质量,经过三次审稿,三次修改,才最后定稿。在这段时间里,正值花甲之年的李霆同3名副主编和4名编辑一起,兢兢业业,踏踏实实,认真细致地从事这卷书的编辑和编写工作。在工作最紧张的统稿、定稿阶段,他一连七个月拼搏奋斗不息。每天早晚加班加点,工作长达十几个小时,连星期天、节假日也不休息。在作者、编审、责任编辑、设计人员和印装职工的共同努力和密切配合下,这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步林业史于1985年10月如期出版。这卷书装帧精美,印刷考究,内容丰富,材料详实,文图并茂,受到各地读者的一致称赞。

李霆主张既要抓好重点书,还要多出科普读物。他认为科普书可以使科技知识更广泛地为人民群众所掌握,推动智力开发,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并促进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科普图书要通俗易懂,配套成龙。在他的倡导、建议和积极支持下,综合编辑室先后组织、出版了林业技术知识、森林工业技术知识、植树造林、城镇绿化、农村林业、中国自然保护区和少年儿童林业科普读物的单行本。其中“植树造林丛书”和“城镇绿化丛书”适应了全国各地近几年来城乡园林绿化和全民义务植树运动迅速开展的需求,起了一定的宣传指导作用。

在长期林业工作实践中,李霆深感要使我国林业建设有较快较大的振兴与发展,还必训适应实际需要,翻译出版一定数量的国外科技著作,介绍和学习国外林业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技术和科技成果。1984年在他和有关同志的努力下,我社出版了《美国木本植物种子手册》,对我国林木种子的研究、生产和种子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四)

华敬灿(1921-2012)山东峄县(现枣庄市)人。中国共产党党员。编审。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47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森林系,历任南京大学森林系助教、林业部专家工作室翻译,中国林业出版社翻译组组长、编审室副主任,农业出版社林业编辑室副主任,中国农林科学院《中国林业科学》编辑部编辑,中国林业出版社副总编辑。

华敬灿是中国林业出版社1953年创始时第一批工作人员之一。他于1953年3月到1958年3月的5年间在出版社先后任翻译组长、外文编辑室负责人、第二(外文)编辑室负责人。在此期间我社出版的如《森林学》,《测树学》和《造林学》等百余种翻译苏联的译稿绝大部分都经过他的审读。由于他工作极为认真负责,对书稿的一个术语,一个难点的译法,都再三加以研究推敲,才能最后定下来。他在编译审稿中创译的林业专业名词绝大部分沿用至今。

1955年8月,他参加了林业部以雍文涛副部长为团长的“赴苏联林业参观考察团”,任考察团的俄文翻译。该团在历时5个多月的参观考察中,除参观了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等为数较多的科研大专院校单位及林管区等,也参观考察了苏联森林工业与造纸工业出版社。根据观察考察团的安排,由华敬灿代表中国林业出版社与苏联森林工业与造纸工业出版社负责人经过协商,建立了两社的协作关系,互赠样书,互相借用书稿原图,苏方赠给我们200多种样书。这样,就为我社后来翻译出版该社林业科技图书带来很大方便,对上世纪50年代繁荣林业译著的出版起了良好的作用。

华敬灿1982年任我社副总编辑后,他主持重新编写了《中国林业出版社编辑出版工作程序》,《著译者写稿注意事项》,对出版社编辑出版工作全程及多个工序的任务、要求、做法、职权界限都做了明确的规定。还主持编制了《中国林业出版社1984-1990年选题规划》,规划中全面安排了政策法规、教材、科技著作、应用技术书、普及读物、工具资料书、图册挂图、翻译编译书等8类专题共860种。其中教材200种,林业科技普及读物16套。他参加了我社重点图书《中国森林》的组织和审查工作。《中国森林》包括多省(区)《森林》共20多种约2000万字,是一部兼有森林志和森林学两方面特点的高水平的大型著作,动员了全国专家学者1000多人参加编写审稿。经他复审终审发出200多部书稿,约4000万字。

30多年来,华敬灿共编辑加工、复审和终审的书稿近千部,约占中国林业出版社、农业出版社林业编辑室同期出书种数的半数以上。他从新中国建国初期到上世纪80年代,为普及林业知识,繁荣我国林业科学技术,促进林业生产、科学研究,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为我国林业建设事业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撰文:任景阳  责任编辑:何蕊 段植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