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是国家生态安全格局的核心组成部分。青藏高原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被誉为地球的“第三极”，是全球独特的生态地理单元，特殊的地理与气候条件孕育了丰富的动植物物种与多样的生态系统类型，被誉为全球“特有性宝库”，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热点区域。建设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优化整合自然保护地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生态功能最大化，是青藏高原面临的重要任务。
2023年4月26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明确“国家支持青藏高原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以及“推进三江源、祁连山、羌塘、珠穆朗玛峰、高黎贡山、贡嘎山等自然保护地建设，保持重要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和完整性”。
2025年9月12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提出“国家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特性和内在规律，对国家公园实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在我国生态系统最脆弱的青藏高原地区建设国家公园群，应以法治护航，以科技助力，使其成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治建设、民生发展和文明传承的典范。
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修复成效显著
我国对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工作高度重视，积极探索建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长效机制，取得了明显成效。
自2000年以来，国家先后开展了退耕还林还草、退牧还草、生态公益林保护、天然林资源保护等生态保护工程和补偿政策实践。尤其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保障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多次就“建设生态文明高地”“打造碳中和示范区”“加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和重大部署。
2021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发《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规划（2021—2035年）》。另外，还根据青藏高原不同区域生态保护与修复的具体要求，先后实施了“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工程，三江源地区、若尔盖草原湿地-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祁连山地区等一系列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以及甘肃祁连山和青海祁连山、西藏拉萨河流域、甘南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
青藏高原已初步构建了国土生态空间，其中重点生态功能区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包括三江源、川西北、滇西北、岷山-邛崃山-凉山、珠穆朗玛峰、帕米尔-喀喇昆仑山地、秦巴山地等6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水源涵养重点生态功能区，祁连山、甘南山地等2个水源涵养重点生态功能区，羌塘高原、阿尔金山南麓、藏东南等3个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生态功能区。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为120多万平方公里，约占青藏高原总面积的48%。自然保护地体系也初步构建，总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有国家公园1处、自然保护区165处、自然公园230多处，对保护代表性生态系统、珍稀濒危特有物种及其栖息地以及重要自然遗迹分布区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修复列入政策措施，促进了青藏高原生态系统质量和服务的稳步提升，降低了青藏高原的生态风险，巩固了青藏高原的生态安全。
首先，青藏高原生态系统整体稳定，草地覆盖度得到明显提升，沙化面积持续减小，退化趋势得到遏制，森林、草地生态工程提质增效，碳汇能力显著提升。
其次，野生种群恢复性增长，如藏羚羊种群数量由1995年的5万—7万只上升到目前的25万只以上，受威胁程度由濒危降为近危；野牦牛数量增加到2万余头；黑颈鹤种群数量由1995年的1000—3000只上升到目前的7000只左右，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若尔盖大草原成为全球最大的黑颈鹤越冬地；青海湖流域裸鲤资源从0.3万吨左右恢复到8万吨。
此外，青藏高原人民群众生态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参与生态保护修复的积极性、主动性不断提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为持续深入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工作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青藏高原生态保护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状况虽整体改善，局部地区仍面临挑战。
第一，草地退化在部分县区较为突出，长期超载放牧导致草畜失衡，植被盖度下降、鼠害频发，生态系统自我恢复能力减弱等问题；森林和灌丛在局地因采伐和自然干扰，林分结构单一，稳定性不足；柴达木盆地和羌塘高原沙化扩展，东南部峡谷区水土流失频发，唐古拉山一带冻融侵蚀加剧。这些退化现象不仅削弱了生态功能，还通过水土流失、沙尘暴等途径影响下游地区，加大了灾害风险。值得注意的是，退化的时间尺度与生态恢复的节奏并不匹配，季节性干旱、冻融侵蚀与极端风蚀，叠加人类利用活动，使得退化呈现出复合态势。恢复与退化并存的动态特征依然存在，高寒草地生态质量提升的基础并不稳固，治理周期长、成本高、见效慢，成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修复仍然面临的挑战。
第二，近几十年青藏高原升温幅度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冰川快速退缩、冻土加速消融、湖泊面积持续扩张，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的不确定性与累积风险日益突出。湖泊扩张与工程建设叠加，可能增加流域性洪涝与泥石流风险。有些风险在短期内可能并不显著，但在长期累积过程中存在跨越临界点的可能。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叠加作用，可能会进一步放大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的脆弱性。超载放牧问题仍然存在，交通干道和能源设施纵横交错，切割了原本连续的草地和湿地，旅游活动对旗舰物种的繁殖和迁徙带来干扰。更复杂的是，气候变暖与人类利用往往在同一地区叠加，形成放大效应。
第三，一些生物多样性高值区和生态敏感区仍存在保护空缺，保护地之间的廊道建设不足，旗舰物种的迁徙通道依然受阻。基层管护力量有限，巡护和监测智慧化程度不足，社区参与和生态补偿机制也有待进一步完善。总体来看，青藏高原的生态保护空间体系虽已具备框架，但尚未形成生态安全保障合力。
以国家公园群提升保护与治理成效
青藏高原的生态屏障功能与生物多样性特征，决定了其在国家生态安全和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不可替代地位。保护好青藏高原，既是落实国家战略、筑牢生态文明根基的必然要求，也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与守护地球共同家园的重要举措。在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双重压力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修复需要实现从单点保护到系统治理的转型，亟须以国家公园群建设为牵引，推动空间格局、治理体系与政策制度的整体升级。
国家公园群不仅是自然保护地体系优化的核心环节，更是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与修复的关键抓手。通过顶层设计与系统推进，可望在维持生态系统完整性、保障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方面发挥战略性作用。
一是进一步强化青藏高原的国家安全屏障战略定位。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建设，既是落实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核心任务之一，也是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战略工程。其意义不仅在于单个自然保护地的设立，而是通过整体性、系统性布局，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服务维护与人地关系协调发展的综合目标。未来，应明确国家公园群作为“中华水塔”安全屏障、全球生物多样性关键区和高原生态文明示范区的战略定位，强调保护优先与系统治理并重，形成国家层面长期稳定的顶层设计。这一定位不仅关系到青藏高原自身的生态安全，更关系到长江、黄河、澜沧江等大河流域的水资源保障，以及国家整体的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与气候安全。
二是优化国土生态空间格局与功能分区。国家公园群建设的关键在于突破单一保护地的碎片化格局，实现生态系统完整性保护。应在三江源、羌塘、珠穆朗玛峰、可可西里等核心区域基础上，逐步串联横断山、冈底斯山、唐古拉山等生态敏感与高值区，构建跨流域、跨省区的空间网络。在功能分区上，严格划定核心保护区，保证关键物种栖息地和生态过程完整性；缓冲区应注重生态修复与科研监测，强化对退化草地、湿地和冰川消融带的系统性治理；合理设置传统利用区，探索社区共管和绿色发展模式，推动牧业与旅游业的绿色转型；外围区则加强生态廊道和生态安全屏障建设，保障物种迁徙通道畅通，实现整体保护与分级管理的有机结合。通过空间格局优化与分区精细化管理，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保护地“孤岛化”的问题，提升整体生态系统的连通性与韧性。
三是创新治理体系与协同机制。青藏高原地域辽阔，行政区划复杂，需要通过国家公园群来强化跨部门、跨区域的治理协同。建议逐步建立中央统筹、省际联动、地方执行的分级治理体系，推动自然资源、林草、环保、水利等部门职能的有效整合，避免多头管理和目标冲突。同时，应加强流域与区域联动，打通上游与下游、保护地与周边社区的治理链条，形成“流域统一—区域协同—社区参与”的治理模式。在实践中，可以通过建立跨省区的协调委员会和流域级管理机构，推动数据共享、监测联动和执法统一。应将社区纳入治理结构之中，引入“流域—生态系统—社区”三位一体的综合治理模式，既保障生态系统过程完整性，也兼顾牧民与社区生计，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的双赢。
四是强化制度创新与政策支持。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建设不仅依赖于工程措施和空间管控，更需要稳定而持久的制度与政策保障。首先，应健全生态补偿与利益分享机制，在国家、地方与社区之间合理分担保护成本，并通过收益合理分配增强各方积极性。可探索将碳汇交易、水资源调节和草地生态产品纳入市场化机制，拓展多元化资金来源，降低财政资金依赖度，提升资金供给的可持续性。其次，应推动社区参与的制度化与职业化，建立常态化的生态管护员岗位和社区共管机制，既增强基层治理能力，又提升保护群体的社会认同感。最后，应加快推进和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的相关配套法规和政策体系，为高原生态保护提供坚实的法治根基。通过制度创新与政策支持，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建设才能从阶段性工程转变为国家长期战略，并在法律、经济和社会层面实现可持续性，同时为全国自然保护地管理制度创新提供示范与经验。
五是加强科学支撑与长期监测。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类型多样、环境过程复杂且对气候变化高度敏感，国家公园群建设必须依托前沿科研与长期监测来提升治理效能。应加快构建涵盖冰川、冻土、草地、湿地与森林等典型生态系统的长期观测网络，打造“天空地”一体化的综合监测体系。与此同时，推动系统性生物多样性调查与基因资源保存，建立开放共享的动态数据库，为生态评估与决策提供数据支撑。在技术层面，应强化卫星遥感、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集成应用，提升监测精度和预测能力，支撑适应性管理和预警机制。科研应与治理深度耦合，形成“科学发现—政策应用—治理反馈”的闭环循环，使青藏高原成为全球气候与生态变化的战略前哨和治理示范地。通过持续的科学支撑与长期监测，国家公园群建设不仅能够保持前瞻性和适应性，还将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经验与智慧。（欧阳志云）
快速入口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420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