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通信 | 如何认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和难度最大的现代化

提问：俞国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委委员、行署副专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14亿多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将极大地改变现代化的世界版图。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现代化，也是难度最大的现代化。”请问，如何理解这一论断？

解读：周文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华东理工大学特聘教授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全球性进程，是各国追求发展进步的必然选择。但由于历史传统、国情条件与国际环境的差异，不同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呈现出迥异的形态与特质。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遵循现代化的普遍规律，更立足自身实际探索独特路径，在人类发展史上书写了波澜壮阔的篇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现代化，也是难度最大的现代化”。同时，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更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全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现代化模式。“规模最大”和“难度最大”的辩证统一，恰恰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与历史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的规模，体现在其体量之巨、覆盖之广、体系之全，是人口、经济、空间与产业体系等多重维度的超大规模现代化。这一空前规模，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最基本的实践语境，也决定了其必将面临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复杂性挑战与系统性难题。

人口规模巨大构成的基本国情。人口基数是中国式现代化最鲜明的特征，也是其规模的核心体现。全球已进入现代化的国家仅有20多个，总人口合计约10亿，而中国仅2023年末人口就达14.0967亿，这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这种人口超大规模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从生存底线看，仅解决14亿多人的粮食安全问题就需持续突破——我国用世界9%的耕地、6%的淡水资源，养活了世界近20%的人口，背后是种业创新、农田保护、水利建设等领域的系统性攻坚。从发展质量看，“再大的成就除以14亿都会变得很小，再小的问题乘以14亿都会变得很大”，就业市场每年需吸纳数千万新增劳动力，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的每一项改革都涉及“天文数字”级的人群覆盖。更具挑战性的是，这种规模效应与区域差异相互叠加：东部沿海地区已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中西部部分地区仍处于工业化中期，尽管相对差距不断缩小，但是绝对差距仍然存在。统筹推进如此不均衡的人口群体同步实现现代化，其规模与复杂性远超任何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

经济总量跃升带来的全局性影响。中国式现代化的规模特征不仅体现在人口基数，更表现在经济总量的历史性跨越。202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34.9万亿元，稳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这一经济规模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自身的发展进程，更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贸易格局产生深远影响。我国已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近30%，这种体量的现代化进程，重塑了全球经济发展格局，为世界各国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机会。

空间尺度广阔带来的统筹难度。中国式现代化的规模特质还体现在国土空间的广袤性与多样性。我国陆地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管辖海域面积约300万平方公里，在这片辽阔土地上推进现代化，需要统筹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板块的协调发展，应对平原、高原、山地、沙漠等复杂自然环境的挑战。从长三角的创新发展，到粤港澳大湾区的开放探索，再到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不同区域的现代化进程既各具特色，又相互支撑，构成了世界上空间尺度最大、区域类型最丰富的现代化图景。

体系完整性带来的独特优势。中国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这种体系完整性本身就是一种规模优势，使得中国能够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保持经济社会的稳定运行。从重大基础设施看，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港口群，机场群建设日新月异，这些基础设施的网络效应进一步放大了规模优势，为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坚实支撑。这种全方位的规模特征，使得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在人口数量上创造纪录，更是在发展的广度、深度和体系完整性上开辟了新境界。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难度最大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的难度源于历史遗产、现实条件与国际环境构成的多重约束，其复杂性、艰巨性在人类现代化史上实属罕见。这种难度既体现在规模体量的超常规性，更蕴含于价值追求的开创性与外部环境的挑战性之中。

价值追求所设定的多重使命。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是其本质要求。这就需要在发展进程中，必须同时答好共同富裕、精神富足、生态良好的“综合考卷”。这种对全面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使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挑战远非单一追求经济增长的现代化模式所能比拟。比如，在共同富裕领域，我国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近1亿人脱贫后，面临的是更为复杂的相对贫困治理——既要通过高质量发展做大“蛋糕”，又要通过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分好“蛋糕”，还要防范资本无序扩张导致的阶层固化。要做到兼顾增长与公平，远比单一追求GDP增长更为艰巨。又如，在精神文明领域，需要破解西方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精神贫乏的痼疾，既要推动文化产业规模不断实现跨越式突破，更要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文化强国建设宏伟目标。这种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的同步推进，考验着发展的系统性与协调性。

历史境遇带来的路径制约。中国式现代化并非内生演进的自然过程，在西方现代性冲击下，始终面临着“传统与现代”“外源与内生”的双重张力。一方面，我国在近代化起步时，既背负着小农经济与宗法社会的沉重包袱，又遭遇封建专制制度的僵化束缚，现代化启动需要同时完成“器物革新、制度重构、文化启蒙”的多重任务。另一方面，我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直接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就使得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既要完成工业化中后期的产业升级任务，又要应对数字化时代的技术革命；既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又要防范资本的消极作用。这种“压缩式”发展带来的矛盾叠加，使得现代化进程中的风险防控难度陡增。

国际环境带来的外部挑战。西方现代化是在殖民掠夺、霸权扩张的历史中实现的，通过战争、贩奴、殖民等血腥手段完成原始积累，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深重苦难。而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必然面临更为复杂的国际环境。在技术领域，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高端芯片、航空发动机等“卡脖子”技术实施封锁，使得科技自立自强只能在“无技术引进路径”的条件下实现突破。在规则领域，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仍由西方主导，我国需在维护自身发展权益的同时推动规则变革，从“融入现有体系”向“引领体系完善”转型。在意识形态领域，西方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对我国制度模式进行污名化攻击，使得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应对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又要抵御意识形态渗透，这也进一步增加了现代化的难度。

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克服了前所未有的艰难险阻，更在发展成果、制度创新、文明形态与全球价值等方面实现了多重突破，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

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性跨越。对中华民族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首先体现在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曾尝试过洋务运动的“器物现代化”、维新变法的“制度改良”、辛亥革命的“民主共和”，但都因未能立足国情而失败。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革命时期奠定民族独立的基础，在建设时期构建工业化体系，在改革时期释放发展活力，最终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从发展成就看，我国GDP从1978年的3679亿元到2024年首超130万亿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5岁提升至79岁，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这种跨越不是简单的量的增长，而是在14亿多人口的大国实现了从“落后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的质变，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这种成就的伟大性，在于它回答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如何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之问，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新的生机。

开创共同富裕的实践范式。在人类现代化史上，西方模式始终未能解决两极分化的固有弊端——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掌握着40%的财富，拉美国家因贫富差距过大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式现代化将共同富裕作为本质要求，通过制度创新破解了“现代化必然导致两极分化”的迷思，展现出鲜明的制度优势。这种伟大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构建了“精准施策”的减贫模式，通过“六个精准”“五个一批”等策略，实现了扶贫对象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退出，避免了西方福利制度的“养懒汉”效应；二是建立了“动态协调”的分配机制，在初次分配中强调劳动报酬占比提升，在再分配中强化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的调节作用，在三次分配中引导慈善事业发展，形成了“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良性循环；三是探索了“区域协同”的发展路径，通过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京津冀协同发展等战略，逐步缩小区域差距，2024年中西部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出东部0.4个百分点。这种共同富裕的实践，不仅让中国避免了西方现代化的社会分裂陷阱，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公平与效率兼顾”的新选择，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创造文明新形态的理论突破。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更深刻地体现在其突破了西方现代化的文明范式，创造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本质是对西方现代化理论霸权的超越与文明发展逻辑的重构。其一，破除“现代化=西方化”的认知迷思。西方“单一现代性”理论将自身模式奉为普世标准，而中国式现代化提出“文明现代性”范式，证明现代性可植根于不同文明土壤。这一突破打破了“历史终结论”的桎梏，确立了多元现代性的合法性，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非依附性发展的理论依据。其二，重构文明传承与创新的理论逻辑。通过“两个结合”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了传统文明的现代转型。不同于西方现代化对传统的割裂，中国式现代化从“民为邦本”提炼出全过程人民民主，从“天人合一”发展出生态文明理论，使古老文明成为现代性的活水源头。其三，拓展文明内涵的系统性维度。突破西方物质主义膨胀的局限，在经济上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在社会领域将“大同理想”转化为共同富裕实践，在全球层面提出文明互鉴理念，取代西方文明霸权逻辑，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