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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荒漠化需有为而治

防治荒漠化需有为而治

——访防沙治沙办公室主任刘拓

    6月17日,我们将迎来第十八个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联合国确定今年的纪念主题是“土地滋养生命——携手遏制退化”。
  我国荒漠化防治世界瞩目,荒漠化、沙化土地面积逐年减少,分别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1.04万平方公里、3436平方公里,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2491平方公里、1717平方公里。这一形势令人鼓舞。
  在气候变暖、人口增加和发展经济的多重压力下,作为受荒漠化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我国为何能从整体上实现由“沙逼人退”到“人逼沙退”的历史性转变?为此,记者专访了国家林业局防沙治沙办公室主任刘拓。
  生态工程效果明显
  植树造林种草是防治荒漠化的根本措施
  我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相继实施三北工程、天保工程、退耕还林和京津风沙源治理等大型生态工程。
  “由于工程效果具有滞后性,直至2000年后,我国土地荒漠化和沙化趋势才得以扭转。”刘拓介绍,如今,这些工程治理区的植被覆盖率和生物多样性在逐渐增加,土壤的释尘量逐渐减少;在同等风力条件下,沙尘暴的危害和频次也在减少。
  但有观点认为,在沙漠、沙区大规模植树种草,徒劳无益。仅以京津风沙源治理为例,沙尘可以直接越过植被顶部,根本起不到防治沙尘暴作用。
  刘拓对此表示,事实可以证明,这些生态工程成效显著。近年来,京津地区的居民都能明显感觉到,沙尘暴和沙尘天气确实比过去要少。
  “今春北京有过几场大风,按过去的经验判断,应该会出现沙尘暴天气,但却没有发生,为什么?”刘拓分析认为,这与植被盖度不断提高有关。当植被盖度小于15%时,风沙活动会变得显著;当植被盖度大于40%时,风沙活动会变得不显著。经过十多年建设,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区林草植被盖度由44%提高到55%,已由过去的沙尘暴加强区变成了现在的减弱区。
  刘拓表示,沙尘暴不可能消灭,但其危害可以控制。沙尘源和动力因素是影响沙尘暴的两个主因,动力因素又分为吸附沙尘的向上气旋和移动沙尘的平移气流(风)。当地面有良好的植被覆盖时,在沙尘源区,气旋和大风难以带走大量沙尘;在沿途地区,也不会提供沙尘等“弹药”支援;在目的地,植被不仅能固沙,也降低了就地起沙的可能性。此外,林网也能够降低风速30%左右。“植树种草,不仅能减少甚至断绝沙尘来源,同时也降低了风速,怎么不能防治沙尘暴?”
  整体好转是实情,局部恶化有原因
  规范人类活动行为是治理荒漠化的前提条件
  我国防治荒漠化是否取得历史性转变,工程治理区的百姓最有发言权。刘拓介绍,上世纪50、60年代,在内蒙古赤峰地区,小学生上学还得相互用绳子拴着腰部,以防止被沙尘吹散迷路,现在听起来像“天方夜谭”。2000年以前,当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暴发沙尘暴时,一些身披长绒的绵羊,因为携挂过多沙尘而被压死,现在还有谁听说过这种情况?过去,由锡林郭勒盟至北京的公路,每年都得在多处地段“清沙”,现在也不需要了……
  据统计,上世纪60年代我国春季沙尘天气过程发生频率为年均20.9次,70年代为年均19.4次,80年代为年均22.1次,90年代为年均16.1次,2001年以来为年均12.2次,减少的趋势非常明显。以今春为例,我国共发生10次沙尘天气过程,低于近11年均值(12.2次);共发生2次强沙尘暴和4次沙尘暴天气过程,两者总和略低于近11年均值(7.7次)。
  有人认为,我国在荒漠化治理中,所谓“整体好转、局部恶化”的说法自相矛盾。比如四川省西北部的诺尔盖地区、内蒙古西部的巴丹吉林和乌兰布和沙漠、新疆南部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等,这些地方的情况其实并不乐观。同样的治理办法,为什么会出现局部恶化的情况?
  刘拓表示,究其原因,不一定是生态工程不给力,主要还是人为因素没有得到很好控制。比如诺尔盖地区,上世纪30年代,当红军长征路过此地时,还是遍布水草、难以通行的大片湿地;上世纪60、70年代,当地挖沟排涝,使这个地区变成了草地;如今,当地垦荒、过牧、挖川贝(一种中药材)等现象没有控制住,才变成了沙尘荡荡的沙地。在个别沙漠沙区,也存在同样情况。
  南方沙化问题也不可忽视
  治理沙化要因地制宜、南北有别
  人们通常以为,我国只有干旱和半干旱的北方地区才有荒漠化问题,而多雨的南方地区可以高枕无忧,实际情况是否如此?
  根据联合国关于荒漠化的定义,当一个地区的降雨量与蒸发量之比达到0.5至0.65时,就属于潜在的荒漠化地区。刘拓说,大家也许想不到,四季如春的海南岛,其西部地区竟然也属于潜在的荒漠化地区;千湖之省湖北省,其丹江下游地区也曾形成大面积沙地。对南方沙化土地不加以防治,同样也会造成灾害。
  据介绍,在气候变暖的影响下,2009年末至今,肆虐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等西南地区的干旱仍在延续,其中广西西北部、云南大部、贵州西部等石漠化地区最为严重。在这些中国降雨量最大的地区,有些地方的人们往往连水都喝不上。
  气候变暖不仅加剧西南石漠化地区的旱情,也给当地的石漠化治理带来巨大压力。首先是高温、干旱使植物枯死,并容易引发森林火灾;随后频发的强降水,又将当地的薄土层冲掉。“如果前些年没有采取积极的石漠化治理措施,其危害肯定比现在要大得多。”刘拓表示,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压力下,更需要加大荒漠化治理力度,不能无为而治,束手待毙。
  刘拓介绍,我国的荒漠化治理,通常以黄河为界,分为南北两个大的治理区。基本原则是,在南方地区,以开发带治理;在北方地区,以治理带开发。但这只是从大面上来说,具体措施还要因地制宜:不管是南方北方,在生态条件较好的地方,可以多搞些开发利用;在生态条件较差的地方,还应以保护为主。
  防治工作不能顾此失彼
  治理荒漠化需重视解决脱贫致富问题
  “治沙者林也,保绿者水也,护土者民也。”刘拓表示,治理荒漠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形成多方合力,综合考虑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以我国三大沙尘源区之一的甘肃省民勤地区为例,过去曾有一段时间土地沙化趋势极为严重。由于当时上游来水减少,加之打了1.3万多口农用机井,水资源被超采,使地下水位大幅下降,地表植被无水难以存活;再加上过度放牧,也严重破坏植被,从而导致土地沙化。
  “后来当地采用‘限井压田’、‘植树种草’、‘秸秆压沙’三大措施,将机井减少了3000多口,大量封育种树和每年几万人‘压沙’,这才把形势控制住。”刘拓介绍,与此同时,当地还注意解决人的出路问题,比如采用大棚种植、羊只圈养等办法,使当地农民的收入比过去还多,农牧业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压力也大为减轻。
  “采用符合自然和社会规律的举措,才能做到事半功倍、效果稳固。”刘拓说,从国内外经验看,人多地少的国家必须解决好治理区人口的生存与发展问题。
  例如,在人少地多的澳大利亚、美国等,大多实行封禁的办法,不让人畜进入相应治理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在人多地少的国家就行不通,比如以色列,其治理荒漠化的根本办法是走节水之路,将所有农业和林业灌溉变成节水灌溉,既解决了吃饭问题,也保护了生态环境。
  刘拓强调,目前我国面临着气候变暖的影响加剧、追求经济发展的压力过大、治理投入严重不足等问题,急需完善治理机制,例如进一步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和生态补偿力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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