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生肖中有“午马”，即地支中有“午”的年份。2026年正是丙午马年，恰逢立春刚过、春意初萌之际。《说文解字》有云：“马，怒也，武也。”其形健硕，其性刚烈，其德忠勇，自黄帝驾六龙以巡四海，至周穆王八骏西巡，马便非仅牲畜，实为华夏精神之具象化身。甲骨文中“马”字昂首扬鬃、四足腾跃，青铜器上骉骉骙骙，皆凝铸着先民对速度、力量与信义的礼赞。
普氏野马及其幼崽 张赫凡摄
从北美大陆的始祖马到欧亚草原上被驯化的家马，从汉武帝梦寐以求的汗血宝马到成吉思汗横扫欧亚的蒙古马，马的身影贯穿了整个生物进化史和人类文明史。那么，马这一物种是如何从原始林间的小型生物演化为草原上的奔腾精灵的呢？又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扮演了怎样不可替代的角色？
从现代生物分类学角度看，马在生物界中占据着明确而独特的位置。它们的四肢修长，第三趾特化为单蹄，牙齿呈高冠齿结构以适应咀嚼粗纤维植物。马属于动物界、脊索动物门、哺乳纲、奇蹄目、马科、马属。
从始新世早期开始，马的进化演变路径清晰可见。大约5500万年前，在今天的北美大陆森林中，出现了马类最早的祖先——始祖马。与今天的马形象相去甚远，其体型如狐狸般大小，高仅40厘米，前足四趾，后足三趾，以森林中的嫩叶为食。
随着地质变迁和气候变化，森林逐渐减少，草原开始扩张。马类的身体结构也开始发生适应性的演变。到了中新世，出现了三趾的草原古马，体型增大，牙齿开始适应更粗糙的草食。到了更新世，真正意义上的马出现了。此时的马已经进化成单蹄，体型高达120厘米以上，牙齿成为高冠齿结构，能够有效咀嚼干燥粗糙的草料，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马的样子。
今天地球上的马科动物仅存马属一个属，大致包括马、斑马、驴三类物种。其中家马是唯一被广泛驯化的马种，而普氏野马是地球上唯一幸存的野生马种。普氏野马体型矫健，鬃毛短直如刷，额部无垂毛，肩隆高耸，四肢劲瘦，蹄质坚硬。
非洲野驴是现存马属中体型最小、耐渴能力最强的物种，肩高仅约110厘米，毛色灰褐，耳大而尖，背部具深色条纹。其基因组研究显示，它是家驴的直系祖先，约7000年前被人类驯化，成为最早被驯化的马科动物之一。相较于马与斑马，非洲野驴更适应干旱荒漠环境，能在无水条件下存活长达3天，每日行进数十公里觅食。其嘶鸣高亢悠长，常于晨昏响彻戈壁，既是对族群的召唤，亦似对亘古荒原的应答。
藏野驴又称青驴，是青藏高原特有亚种，通体灰褐泛青，冬季毛厚而密，耳背具浅色斑纹。其蹄质坚硬，趾侧具弹性韧带，擅攀陡坡碎石；红细胞数量显著高于平原马属，血红蛋白携氧能力极强，可耐受海拔5000米以上低氧环境。基因分析表明，它与非洲野驴分化时间约300万年前，是马属中适应极端高寒缺氧最成功的支系。目前种群稳定生活于羌塘无人区。
斑马以黑白相间的独特条纹闻名于世，其条纹不仅具伪装与驱虫功能，更在种群识别与个体辨识中发挥关键作用。3种现存斑马：平原斑马、山斑马与细纹斑马，分属不同演化支系，其中细纹斑马条纹最细密、数量最多，为马属中体型最大者。而山斑马则具明显垂耳与腹部横纹，栖息于南非山地，现存不足3000头，属极危物种。斑马条纹并非随机生成，而是胚胎期神经嵴细胞迁移受基因调控所致，每匹斑马的纹路如指纹般独一无二。
大约在6000年前，中亚地区的人类开始了驯化野马的历程。最初，马只是作为食物来源而被捕获和圈养。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发现马的更多用途。考古证据显示，早在5500年前，哈萨克斯坦博泰地区的人们已经开始利用马奶并进行骑乘。驯化使马的形态与行为发生了显著改变。与野生马相比，早期家马的枕骨大孔角度增大了约12度，这表明颈部肌肉发生了适应性变化，可能与人类的控制需求有关。
在中国，驯马历史同样悠久。早在6000年前，野马就开始被驯化为家畜。到了唐朝，中国的养马业达到高峰，全国马匹保有量至少70万匹，相当于家家拥有一辆汽车。马通过数千年驯化，衍生出千余品种，从英国纯血马到中国三河马，每一种都承载着地域文明的记忆与人类情感的寄托。一些特殊的马匹因其卓越的品质而名垂青史，如世界上最古老、血统最纯正的3个马种是：汗血马、阿拉伯马和蒙古马。
汗血马即西汉时期的大宛马，通体枣红，奔跑时肩胛处渗出淡绯色汗珠，仿佛血脉在皮下奔涌——古人误以为“汗血”，实为寄生虫叮咬后毛细血管破裂与皮脂混合的微光幻象。它曾驮着张骞穿越帕米尔高原的雪线，蹄铁叩击玄武岩，震落冰川纪残留的星尘；又随李广利两伐大宛，在玉门关外扬起赭色烟尘，将丝绸之路上的驼铃声一并卷入长嘶。《史记》中有明确记载，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报告：“西域多善马，马汗血。”这种马体格健壮，姿态优美，走山路如履平地。
在今天的中国，青海河曲马、内蒙古三河马、新疆伊犁马是公认的三大名马。青海河曲马，体态轻捷如鹰隼掠过草尖，马鞭未扬，马已知意。内蒙古三河马则以匀称矫健、气质沉静见长，温顺。新疆伊犁马体格高大挺立，步态雍容灵捷，在汉代被称为“汗血马”“天马”，深受汉武帝的赞赏。
中国各民族与马有关联的民俗丰富多彩，已成为中华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上，赛马是“男儿三艺”之一。他们驾驭草原原生马种，在长达10—20公里的赛道上飞驰。哈萨克族的叼羊活动则是另一番景象，骑手们在马背上争夺一只处理过的羊，需要展示超强的控马能力与团队协作意识。维吾尔族的赛走马则以步法奇特著称，马匹踏出“对侧步”，四蹄如钟表齿轮咬合般精准交替。藏族文化中马被视为“山神的使者”，在望果节中，骑手们会骑着装饰华丽的马，带领队伍绕着农田骑行，祈求来年丰收。这些民俗活动不仅展示了各民族精湛的马术，更体现了人与马之间深厚的情感。
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已超越了动物的范畴，成为一种精神象征。“龙马精神”代表着中华民族昂扬向上、奋发图强的品格。这种精神在今天依然是时代最强音，象征着攻坚克难的韧劲与敢为人先的闯劲。（冉景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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