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关键路径，也是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核心动能。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与绿色低碳转型的攻坚期，亟须通过深层次机制创新，将各地的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昝林森在调研中发现，由于区域差异明显、核算标准不一、产权制度滞后、跨部门协同不畅等问题，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仍面临度量难、抵押难、交易难、变现难的“四难”困境，制约着绿色转型发展步伐。
一是转化路径低端锁定。当前转化主要依赖乡村旅游和初级农产品销售，对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等高附加值领域嵌入不足，产业链条短、价值挖掘浅，对区域经济拉动作用有限。
二是核算体系好看难用。各地核算标准不一、参数各异，结果缺乏可比性和公信力，金融机构“敢算不敢贷”。核算数据未能有效与规划审批、绩效考核、生态补偿等挂钩，“数字好看、落地难用”问题突出。
三是市场机制权属不清。森林碳汇、水源涵养等调节类生态产品收益权法律界定模糊，确权登记、抵押融资缺乏根本保障。全国性交易平台缺位，交易分散、非标、偶然，缺乏公允定价机制。
四是补偿机制动力不足。生态补偿以纵向财政转移为主、标准偏低，市场化横向补偿发育不足。保护地周边社区参与感不强，“保护越多、发展越受限”困境依然存在。
对此，昝林森表示，可以从四方面破解瓶颈：
一是深化基础工作，推动核算标准化与决策主流化。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统计局牵头，加快制定分区域、分类型的核算实施细则，建立国家—省—市三级联动核算体系，推动结果区域互认。在重大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生态保护修复项目中，强制开展VEP核算与生态影响评估。探索将GEP增长率、VEP转化率实质性纳入地方政府高质量发展绩效考核体系，利用卫星遥感、物联网技术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资产动态精准管理。
二是健全市场体系，畅通“资源—资产—资本”转化通道。建议在重点生态功能区先行开展调节服务类生态产品收益权确权登记试点，发放具有法律效力的收益权凭证。推动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指导意见，明确生态资产权益抵押效力及违约处置规则，消除金融机构顾虑。支持各省搭建省级生态产品综合交易平台，培育专业“生态运营商”，负责分散生态资产的收储、整合、包装和运营，鼓励研发碳汇、水权、绿证等产品的衍生金融工具。
三是创新政策工具，强化金融激励与风险共担。引导金融机构开发以项目未来生态收益为主要还款来源的信贷产品，推广“生态资产权益抵押+项目贷”模式。支持符合条件的地区发行生态修复专项债券。建议设立中央和地方共同出资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风险补偿基金，对生态抵押贷款提供风险分担。在再贷款、宏观审慎评估中对积极参与的金融机构给予倾斜，对购买认证生态产品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
四是促进产业融合，拓展路径并赋能社区发展。推广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EOD模式），支持发展生态康养、自然教育、生物医药等高附加值产业，制定“生态友好型”产业认证标准，推动绿色供应链建设。推广基于核算结果的横向生态补偿，鼓励受益区与保护区建立长效联系。创新自然资源资产经营权组合出让模式，建立“保底收益+分红”机制，让资源所在地社区和农民更多分享生态增值收益，实现生态美与百姓富的统一。（吴兆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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