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浙江北部天目山区的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村，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期间曾依靠石灰岩资源发展矿山经济，一度成为安吉县首富村，但也因此长期承受着生态破坏、安全事故频发的沉重代价。在发展困境面前，余村基层干部群众主动求索转型路径，抓住生态省建设、“千万工程”实施的重大机遇，下决心关停全部矿山和水泥厂。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余村调研，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论断，为余村绿色转型指明前进方向。
从炮声隆隆的矿山村落，到享誉世界的最佳旅游乡村；从依靠开采石头谋生，到经营绿水青山致富，余村20多年绿色转型历程，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广“千万工程”经验的鲜活样本。回望余村转型演进之路，历经了发展抉择、乡村治理、规划迭代、产业升级的实践进程。
集体经济主导下的矿产经济时代（2003年之前）
改革开放初期，在山多田少、发展基础薄弱的余村，村民主要依靠毛竹、农耕维持生计。20世纪80年代，原山河乡乡镇企业蓬勃兴起，建材、食品、轻纺、化工被誉为“四条龙”，辖区内多家水泥厂催生巨大石灰岩原料需求。余村依托村域内丰富石灰岩资源，全面开启矿山开采，进入矿产经济时代。全村80%以上劳动力在矿山、水泥厂务工，村集体经济快速壮大，跻身全县富裕村。
1995年，余村开始思考长远发展问题，主动对接天荒坪省级风景名胜区规划，被纳入竹海景区板块。1997年，启动龙庆园景点建设，试水乡村旅游，迈出“一手抓矿山增收、一手谋旅游转型”的步伐。余村试水旅游的探索，体现基层干部超前谋划意识，是绿色转型的思想萌芽。但是，早期旅游产业体量弱小，每年营收仅十余万元，难以匹敌矿山经济数百万元的收益，村庄发展依旧高度依赖采石产业。
在余村，资源开发带来财富的同时，安全隐患与生态危机持续累积。数十年矿山开采，先后造成6名矿工遇难，常年工伤事故不断。加上村内的水泥厂、化工厂、石材厂等乡镇企业持续排放粉尘、污水，村庄常年雾霾笼罩，竹林生态持续退化。村民虽然获得经济收入，却长期生活在环境隐患与安全风险之中。矛盾日益凸显，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倒逼村“两委”寻找替代路径、探索绿色转型。
这一阶段的经历证明：依靠资源消耗换取短期增收的粗放发展模式，必然面临生态红线、安全底线双重约束，低水平的富裕难以长久。
转型时期的多元经济时代（2003—2013年）
2003年是余村发展的关键转折点。浙江省委部署生态省建设，全面启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安吉加快推进生态县建设，持续收紧县域生态管控政策。关停矿山成为大势所趋。面对转型压力，余村采取“以时间换空间”策略，用三年过渡期，至2005年3月底有序关停全部矿山、水泥厂以及村口化工、石材等污染企业。
关停矿山不是简单“一关了之”，而是同步开启空间重构与产业接续。余村制定首轮“三区规划”，划分生态居住区、生态工业区、生态旅游区，构建多元产业布局。在生态旅游板块，扩容荷花山景区、开发河道漂流；扶持农户发展农家乐，首批6户农家乐落地，依托农家乐服务中心对接沪杭苏客源；在生态工业板块，盘活闲置厂房，鼓励村干部“双带”，带头带领创业，引导发展家庭工业，培育个体经济。
转型阵痛在2005年集中显现。矿山关停后集体经济跌入低谷，不少村民存在抵触情绪，担心失去稳定收入。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来到余村调研座谈，充分肯定余村关停矿山是高明之举，深刻阐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瞻性预判逆城市化发展趋势，指明乡村旅游发展方向。这次调研座谈极大地提振了村干部群众转型信心，成为余村转型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事件。
2003—2013年这十年，余村实现从单一矿产经济向“生态旅游+家庭工业”多元经济转变，完成第一轮绿色转型。但客观来看，分散化的家庭工业遍地开花，小作坊、小烟囱遍布村庄，粗放发展带来新的环境问题，预示村庄需要新一轮深度转型。
精耕细作下的美丽经济时代（2013—2020年）
2013年起，余村开启第二轮深度转型。彼时全村已有48家家庭工业，零散小企业、小作坊影响村庄整体风貌，与美丽乡村建设目标产生冲突。余村及时调整空间布局，主动压缩工业空间，逐步引导分散家庭工业有序搬迁、转型，推动旧“三区规划”迭代升级，形成生态旅游、美丽宜居、田园观光和环村绿道新的“三区一环”布局。
相比于关停集体矿山，拆迁、整治数十家个体经营的家庭工业难度更大。作为曾经带头兴办家庭工业的村干部，率先作出牺牲。村班子成员以身作则，公平公正推进拆迁、土地流转、迁坟等重点难点工作。在短期内高效完成“两山”会址沿线土地政策处理，快速推进沿线环境提升工程，高标准打造矿山遗址，保留矿坑遗迹作为发展历史见证。
与此同时，余村持续夯实发展软实力。全力创建中国美丽乡村精品示范村，系统完善村庄基础设施；经挖掘整理，形成2005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影像史料，巩固“两山”理念诞生地品牌；建立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等自治组织，创新垃圾分类、禁燃禁放、禁用除草剂、文明圈养家禽家畜等环境治理举措，形成乡村治理“余村经验”；搭建专业讲解接待队伍，面向全国传播“两山”实践故事。余村先后获评全国文明村、全国民主法治村、全国美丽宜居示范村、国家4A级景区等。
这一阶段，余村发展重心从“有没有产业”转向“产业优不优、环境美不美”，推动美丽资源向美丽经济转化，实现从生态修复向生态价值系统化运营跃升，完成从矿区向美丽乡村景区的完整蜕变。
共富发展中的大余村时代（2020年至今）
2020年3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余村考察时指出，绿色发展的路子是正确的，路子选对了就要坚持走下去，嘱托余村“再接再厉、顺势而为、乘胜前进”。伴随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落地，余村使命进一步升级，定位由“两山”理念诞生地、实践地，延伸到“两山”理念引领地、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试点村、示范村。
发展格局实现重大突破。余村主动调整发展策略，不再单纯聚焦本村文旅项目扩张，将资源、品牌、创业平台向外辐射，带动周边村庄协同增收。跳出单一行政村边界，推进“大余村”建设，从最初“1+1+4”五村联创框架，扩容联动1镇2乡24个行政村抱团发展。坚持“大余村风起云涌，小余村宁静致远”思路，推动大小余村错位布局、业态互补。打造“全球合伙人”“青来集”青年创业载体，吸引新乡人入乡创业。
发展模式迭代升级。从1.0版本“卖石头到卖风景”，持续探索“两山”转化的2.0、3.0版本，重点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农民向股东转变，持续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通道。余村主动做出发展取舍，推动客流向外分流，破解“一村独富、周边薄弱”难题，扛起片区协同共富的示范责任。
历经20余年接续奋斗，余村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余村鲜活的“两山”实践历程和成功的绿色转型发展，为各地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带来重要启示。
一是必须坚持理念先行，辩证把握保护与发展的关系。余村转型发展的实践充分印证，“两山”理念是破解发展与保护矛盾的“金钥匙”。转型前期，余村干部群众已经感知粗放开矿的弊端，尝试发展旅游，但缺乏清晰方向。2005年“两山”理念的提出，让全村干部群众真正统一思想，坚定转型决心。
余村的转型发展启示我们：推动绿色发展，首要任务是破除思想桎梏。不能简单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对立，既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也不能陷入“守着绿水青山过穷日子”的误区。要树立长远眼光，充分认识生态本身就是生产力，保护生态就是保护发展潜力。地方发展必须主动顺应生态文明建设大势，在关键节点敢于取舍，主动跳出短期利益陷阱，谋求可持续发展。
二是必须坚持党建引领，锻造敢闯敢干、甘于奉献的基层带头人队伍。余村发展离不开一代代基层干部“艰苦创业、无私奉献、敢为人先”的红色传承。余村每一轮转型攻坚，都离不开坚强有力的村“两委”班子。关停矿山、整治工业污染、大规模土地流转、迁坟拆迁等工作，矛盾集中、阻力也大。村干部既做好政策宣讲、群众沟通工作，更带头作出牺牲、带头行动。村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关停工厂、带头迁移祖坟、带头放弃短期利益，做到“一把尺子量到底”，以公信力化解群众疑虑。
基层党组织是乡村转型的主心骨，基层带头人的视野、担当、格局直接决定村庄发展走向。推进乡村绿色转型，必须建强村级党组织，培育一批兼具大局意识、群众工作能力、创新精神的基层干部，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凝聚群众共识。
三是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循序渐进推动产业迭代升级。余村转型不是一次性完成，而是分阶段、分层次持续迭代：2003年至2005年第一轮转型关停污染源头；2013年后第二轮转型优化村庄空间、淘汰低端零散产业；2020年后第三轮转型突破行政村边界，走向片区一体化共富。同时依靠“三区规划”持续动态调整空间布局，为产业转型提供空间载体。
余村实践启示我们：在推进乡村转型过程中，切忌简单粗暴、急于求成，要避免一刀切。产业更替需要缓冲周期，充分考虑群众生产生活保障，通过“以时间换空间”平稳化解转型阵痛。规划不能一成不变，要根据发展阶段动态优化；产业布局要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构建梯度发展体系，持续培育新业态，不断打通生态产品价值转化通道。
四是必须坚持群众主体，依靠自治善治凝聚转型合力。绿色转型涉及全体村民切身利益，能否获得群众支持，决定转型成败。在关停矿山、土地流转、拆迁整治的过程中，余村坚持民主决策，重大事项充分听取党员、村民代表意见；依托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等载体，畅通群众诉求渠道，把发展目标转化为群众共同追求。
余村经验表明，乡村转型不能“干部干、群众看”。要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充分保障村民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在利益调整过程中耐心做好思想疏导，平衡集体长远利益与村民短期诉求，让群众共享转型发展成果，激发群众内生动力。
五是必须坚持开放协同，从单点示范走向片区共同富裕。余村发展后期最重要的突破，就是打破行政村行政边界约束，启动大余村片区化发展。单个村庄土地、空间、客流承载力存在上限，仅仅依靠余村自身难以实现更大范围共同富裕。余村主动发挥示范辐射作用，输出品牌、平台、经验，带动周边24个村庄一体发展，实现从“一村富”迈向“一片富”。
余村蝶变不是偶然的，是政策机遇、基层担当、群众求索长期叠加的结果。余村实践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提供重要借鉴。样板村庄不能局限于打造“盆景”，而应主动跳出村庄谋划发展，打造“风景”。依托特色样板节点，推动资源统筹、产业联动、客流共享，构建片区协同发展格局。持续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生态资源跨区域转化，构建优势互补、共建共享的共富体系。
当前，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进程中，各地学习余村经验，不能简单复制文旅开发模式，更要读懂转型背后的底层逻辑：牢固树立和践行“两山”理念，正确处理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单点发展与协同共富等重大关系。要持续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不断拓宽“两山”转化通道，努力走出一条生态优美、产业兴旺、群众富足的中国式乡村现代化道路。（潘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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