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4日,“学习强国”平台“强国开学第一课”开播。节目邀请了西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尹仑,讲述云南各民族守护西南地区生态安全、探索“两山”转化的生动故事。
无独有偶。2026昆仑文化论坛最近在青海省西宁市举行,其中专门设置生态人文分论坛。作为三江源头和民族地区,青海做好民族团结工作的同时,推动游牧民族发展转型,不断扩展“两山”转化路径,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实现民族团结和绿色发展共赢。
此外,云南省近期密集成交生态产品价值交易,内蒙古自治区依托自然风光不断推动文旅发展……
实际上,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类型多样、生物多样性丰富,许多少数民族在与自然共处的过程中,形成了朴素的生态文化体系,为守护生态环境和生态安全作出了贡献。
尹仑深耕民族生态学20余年,近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探讨民族地区生态文化特点,如何弘扬民族地区生态文化等问题。
中国环境报:20多年深耕民族生态文化研究,您的初心是什么?
尹仑:我是白族人,自幼生长在云南多民族共生、山水相依的生态环境中。我的父亲就是生态人类学研究的。年少时,我跟随父亲去过很多民族村寨,亲眼看到了他们顺应自然、守护山水的生产生活方式,这一过程中,我深刻感受到各民族的传统生态智慧并非过时和落后的陈旧民俗,而是基于当地生态环境而孕育的生态文化、是适配西南山地生态的鲜活生存哲学。
例如,生活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基诺山的基诺族,他们以稻谷为主食,从事陆稻种植为主的轮作农业,通过长期的种植经验积累,基诺族形成了与陆稻品种多样性相关的传统生态习惯法,其核心是陆稻品种的分类体系以及种植规则,同时还形成了关于陆稻品种的选择依据、保护方式、育种杂交和耕种技术等方面的规则约定。
这一传统生态习惯法在客观上保护和促进了基诺山陆稻品种的多样性,进一步孕育了当地以陆稻种质资源为代表的农作物丰富的遗传多样性。这些生动的故事和案例,为我后来的民族生态学研究埋下了初心的种子。
中国环境报:西南地区的民族生态文化有什么特点?
尹仑:我国西南地区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这里生活的各民族有着多彩的生态文化,生物多样性与生态文化深度耦合,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各民族之间的互助共生。
我在学术研究中发现,很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效,很大程度得益于各民族代代传承的生态习俗、习惯法与乡土智慧。
例如,在澜沧江大峡谷中的佳碧村,存在着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群体性组织“姐妹会”。“姐妹会”由当地村民中的藏族女性自发成立,实行集体管理。这一组织制定封山育林的村规民约,禁止砍伐树木和破坏森林植被,同时也确定封山育林的森林、树种、海拔和山坡位置,并从高海拔区域开始,运用传统生态习惯法维护森林和树木。根据传统生态习惯法,“姐妹会”选择香柏树等本地树苗,在陡坡和荒地等一些生态系统脆弱的地区开展植树造林,以此局部减缓气温升高,抵御干旱带来的威胁,并降低极端天气引起的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风险,从而维护当地整体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如何系统梳理与学术阐释这些宝贵的文化和智慧,坚定了我深耕民族生态学的学术方向。
中国环境报:根据您的观察和研究,您认为民族地区的生态文化呈现怎样的特点?
尹仑:我国民族地区生态文化核心呈现出生态性与文化性共生、地域性与多样性并存、实践性与活态性相融、公益性与治理性统一的四大鲜明特点。
以多元独特的地域差异性举例来说,不同民族聚居的生态环境不同,孕育的生态文化也独具特色。藏族的神山神湖保护、高寒生态适配智慧,白族的湖滨山水守护、坝区生态农耕文化,纳西族的森林资源管护、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理念等,都深度适配本土生态系统。这种“一地一特色、一族一智慧”的格局,构成了我国民族地区丰富独特的生态文化谱系。
再比如活态传承的实践创新性。我们在白马雪山、三江源等地的实践研究发现,当地各民族群众会将传统护林、水源保护智慧,与现代生物多样性监测、社区共管模式相结合,让古老生态智慧适配现代生态保护需求,展现出极强的生命力与创新性。
中国环境报:我国民族分布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在进行民族地区生态文化发展时,怎样保证既保留民族特色,又能与新时代生态文化发展的整体相和谐?
尹仑:结合我们团队在民族地区的长期实践,核心是要抓好四个维度的工作。
一是系统摸底建档,守住文化根基。针对各民族小聚居形成的特色生态文化,开展全覆盖、系统性的田野调查与资源普查,分类梳理各民族独特的传统生态知识、民俗规范、治理模式,建立民族生态文化资源数据库。例如,我们团队长期开展各民族应对气候变化的传统生态知识编目工作,就是通过系统化梳理,精准留存白族湖滨生态文化、藏族高寒生态保护文化等特色资源,避免同质化发展消解民族特色,为差异化传承保护筑牢基础。
二是坚持共同体引领,实现全域协同。立足“大杂居”的共生格局,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提炼各民族生态文化共通的核心内核,即“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共同理念,让多元民族生态文化成为新时代生态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三是推动古今融合,赋能时代发展。推动各民族传统生态智慧与现代生态治理、绿色发展、乡村振兴深度融合。探索基于社区的传统生态知识与现代科技监测相结合的模式,将传统生态智慧、生态文化与旗舰物种保护、生态监测相结合,既保留生态文化底蕴,又契合现代生物多样性保护要求。
四是健全协同机制,规范发展路径。构建“政府引导、科研支撑、社区主体、社会参与”的多元协同机制,在政策制定、项目实施、文化传播中,既充分尊重各民族本土生态习俗与社区意愿,守住民族特色底线,又严格对标国家生态保护、绿色发展的整体部署,杜绝片面追求特色而脱离时代、违背生态发展规律的问题,实现传承特色与服务大局的双向统一。
中国环境报:民族地区应当怎样弘扬生态文化?
尹仑:民族地区的生态文化弘扬不能照搬通用模式,必须立足民族特色、贴合基层实际,推动传统生态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结合我的科研与实践经验,重点抓好三项核心工作。
其一,推动民族生态文化本土化落地。我们要系统梳理护水保林、神山圣境、生物资源管护等传统生态文化中的法治内核、行为准则,将本土传统生态习俗、乡规民约与法典法条对标融合,把生硬的法律条文转化为群众听得懂、能认同、愿践行的民族语言、民俗故事、乡土案例。让生态法治宣传摆脱单一说教,依托民族节庆、民俗活动、村寨宣讲等载体,让生态法治、生态文化深入人心。
其二,以实践载体赋能文化弘扬,推动知行合一。最好的弘扬就是实践应用,所以要立足民族地区的生态保护实践,将生态文化弘扬融入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修复、乡村绿色发展全过程。组织当地群众参与生态巡护、资源监测、植被修复、传统知识整理等工作,让群众在实践中感知本土生态文化的价值,认同现代生态法治的意义。同时,打造生态文化特色品牌,挖掘传统生态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生态文化与生态旅游、乡村振兴融合,让群众在生态保护中获得实惠,主动自觉传承弘扬生态文化。
其三,构建分层分类的常态化宣教体系,实现全民素养提升。针对民族地区群众认知特点,打造差异化宣教模式。面向基层社区,依托村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自然教育基地,开展接地气的生态文化宣讲、传统知识科普、法治案例解读;面向青少年,将生态文化、生态环境法治纳入地方校本课程,可以在传统机制和习惯法的基础上建立“生态文明建设乡村实践实验室”,开展沉浸式自然教育,实现文化传承与法治启蒙从青少年抓起;面向基层干部、管护人员,开展专题培训,提升运用传统生态智慧结合法治手段开展生态治理的能力。
其四,完善多元协同传播机制,拓宽传播格局。整合高校科研力量、政府管护部门、社会组织、村寨社区资源,构建“校地协同、上下联动”的传播体系。依托民族融媒体平台,制作双语生态文化科普内容、短视频、宣传片,用民族特色载体讲好民族生态保护故事,让民族地区的生态文化既扎根乡土、又走向大众。(鲁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