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孔雀不是蓝孔雀，黄胸鹀不是小麻雀……
科普如何帮濒危物种走出绝境
9月5日，我应邀参加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举办的“全国首届科普创作者大会”，在“自然科普创作——在万物中发现好故事”分论坛上作了一场报告，探讨科普如何助力物种多样性保护。
科学研究在濒危物种保护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揭示一个物种为什么濒危，以及如何人工繁育、怎样恢复栖息地、怎么野化放归、如何管理遗传多样性等。近年来，我与团队创新性提出濒危物种“科研-科普-智库”三位一体保护模式。这一模式的核心在于科研揭示物种濒危规律、科普凝聚社会保护共识、智库将共识转化为政策决策。三者有机贯通，形成保护合力。
从实践效果来看，科普的作用在于唤起公众关注，将大众认知转化为保护意愿与实际行动，进而推动政策优化与物种保护工作落地。绿孔雀保护就是一个代表性的范例。
很长一段时间，公众对孔雀的认识存在一定的误区，多数人分不清本土绿孔雀和外来蓝孔雀，片面认为孔雀种群数量庞大、随处可见。但事实上，中国本土的绿孔雀是极危物种，数量比大熊猫还少。2017年前后，自然爱好者和科普作者通过社交媒体反复普及绿孔雀的濒危状况，并指出云南戛洒江一级水电站的建设可能淹没它们最重要的栖息地。
持续开展的科普使得公众对绿孔雀生存环境的关注迅速升温，环保组织随后提起公益诉讼。2020年，昆明中院判决要求项目方停止水电站建设相关行为。这就是著名的“绿孔雀案”。一个水电站因一类鸟而停工，背后是科普把“绿孔雀不是蓝孔雀”这个常识种进了无数人心里。
无独有偶，黄胸鹀（wú）的保护逆袭，同样彰显了科普的关键推动作用。黄胸鹀在南方曾被当作“禾花雀”被大量捕食，很多人以为它不过是普通麻雀。针对这一认识盲区，众多科普文章和纪录片揭示了残酷事实：因被食用和栖息地丧失，短短十几年黄胸鹀从无危直接升到极危。媒体和鸟类保护组织反复传播一句话：“它不是普通麻雀，是极危物种。”2021年，新调整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将黄胸鹀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严格禁止捕食和交易。
除了引发保护行动，科普将爱好转化为行动，推动认知转变，正在成为新物种发现的关键力量。2014年，摄影师李成在西藏墨脱拍到一种面部有白色毛发的猕猴，后与灵长类学者合作确认，这就是白颊猕猴。2015年，四川短翅蝗莺被确认为新种，最初正是观鸟爱好者发现四川、陕西等地蝗莺鸣声与已知种不同，并提供了大量录音和照片，为学者界定新物种提供了核心依据。许多甲虫、蜘蛛新种，标本也由本地昆虫爱好者采集后交给分类学者研究，部分新种甚至以爱好者名字命名。
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是一个口号，它需要科学、法律、政策，也需要人们对大自然的保护、敬畏之心。而科普，它像一座桥，把实验室里的数据、深山里的物种和公众的关注连在一起；它又像一把火，把一个人的发现变成一群人的行动。（作者：赵序茅 系兰州大学生态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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